伏俊琏 | 先秦典籍里的“中国”

“中”的本义是简册。简册记录着国家的基本文献，为最高统治者所掌握，所以简册（典籍）所在的“京师”就是“中国”，推而广之，“王土”就是“中国”。

中国之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和《荡》。《民劳》全诗五章，每章开头四句句式相同，第一章：“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中国，京师也。”后面四章开头四句把韵脚字改变，只有第三章“惠此中国”一句改为“惠此京师”，说明“惠此中国”就是“惠此京师”，“中国”就是“京师”，王都之地。《大雅·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旧注也释“中国”为“京师”。这两首诗的创作年代，学术界认同《毛传》的说法：“《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都是召穆公所作，时间大约在周共和元年（前841）之前数年。而《大雅·荡》共八章，第一章开头作“荡荡上帝，下民之辟”，其余七章开头都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则“上帝”即指“文王”，是假设为文王口气谴责殷商，说明西周初年，“京师”就谓之“中国”。上述《诗经》中的“中国”指宗周丰镐（今西安市西南长安区境内）。出土文献“中国”之名最早见于成王时期的《何尊》：“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这里的“中国”也指“京师”，不过，根据“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则“中国”指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先秦文献中还有证明“中国”即国都的史料。《国语·吴语》记载越国大夫文种分析当时的吴国形势，说吴王“以中国之师与我战”，这里的“中国”指吴国的国都，所以韦昭注：“中国，国都。”《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本来在尧崩之后想让位于丹朱，但天下的诸侯、狱讼者、讴歌者皆拥护舜，反对丹朱，于是舜“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司马迁这里用的是先秦旧典，“中国”指帝尧之都。《史记集解》引刘熙注：“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因此，“中国”的本初之意，是指王所在之地，为国都的代称。汉代学者还保存了对“中国”一词本义的认识。如《汉书·扬雄传》：“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雒阳，娄敬委辂脱挽，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举中国徙之长安。”颜师古注：“中国谓京师。”汉代人称天子所藏的书为“中书”，或以“中书”为掌管国王言论出入的官名，可见，“中”为国王所独有。

“中国”之义是王都，王之所在，即为“中国”，并不强调地理意义上天下之中的意义。这是由“中”的本义决定的。“中”的本义为简册，简册上所书内容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文献。这些基本文献叫“治中”，为国王所掌握。国王在哪里，“治中”就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

甲骨文的“中”字，字形像一面直立的旗帜。有学者说，中间是一“口”，代表发号施令者，里面竖立一旗杆，上下旗帜飘扬。金文“中”字与甲骨文相近，其字形上下的带状饰物，学术界有不同的推测意见，也多解释为“旗帜”。我认为，“中”字字形上带状饰物是绳索。未有文字之前，记事结绳是先民重要的生活、宗教、祭祀方式。《周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中”的字形正反映了由结绳记事，到“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过程。书契的早期载体，就是简册，“中”正是早期的书简。文字最初是用来沟通人和神之间关系的。所以，上古时期，文字为部落首领以及由他掌管的“巫”“史”“祝”所垄断，是治理部族的核心内容。“书契”是神的意旨的体现，呈现神的意志的最好形式就是占卜。在《逸周书》《仪礼》等典籍中，“中”为盛“算”之器，“算”为占筮之物。王国维《释史》说：“古者简与算为一物。”盛简之器，可指简策本身。“中”可为卜筮之体，当然也可以为决狱之策。决狱是古代治理最重要的内容，所以《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能践天子之位，是因为诸侯朝觐和狱讼公正。

《周礼·秋官·卿士》：“士师受中。”江永《周礼疑义举要·秋官》说：“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讼狱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中”为简册，其上所写为“官府簿书”。孙诒让《周礼正义》说：“中即狱讼之成要簿书。”当年周文王断虞芮之讼，而为后儒大书特书，就是成功的“治中”。章太炎《文始》说：“中，本册之类，故《春官·天府》：‘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郑司农云：‘治中谓其治职簿书之要。’《秋官》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岁终则令群士计狱讼，登中于天府。’《礼记·礼器》曰：‘因名山升中于天。’升中即登中，谓献民政要之簿也……汉官亦有治中，犹主簿尔。史字从中，谓记簿书也。自太史、内史，以至府史，皆史也。”

“中”是在简册上记录的治理百姓的重要文献。《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名禹。”关于“允执其中”，东汉包咸注说：“言为政信执其中，则能穷极四海，天禄所以长终。”没有具体解释“中”，后人多以为是中正之道。章太炎《文始》说：“允执其中，谓握图籍也。”是说掌握治理国家的基本文献。

《国语·楚语》记楚灵王因白公子张屡次劝谏事，问计于申公史老。申公说：“用之实难，已之易矣。”然后给他支招：白公子张再来劝谏，你就说：“余左执鬼中，右执殇宫，凡百箴谏，吾尽闻之矣，宁闻他言？”韦昭释“执鬼中”曰：“谓把其录籍，制服其身”。“鬼中”就是鬼簿录，生死册。“殇宫”是地狱图。楚国的国王既是人主，又是神主，所以会“左执鬼中，右执殇宫”。“鬼中”既然是可手持的“录籍”，“鬼”只能画在绢帛或简册上。

“中国”之名源于西周，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第一，周文王羑里推演《易》，是西周建国前的重大事件。《易》源自伏羲，本为筮书，讲阴阳变化，以此预测事物之成败消长。《周易》中有较多的历史故事，这些史事大都是晚商时期的，说明周文王逆境之中借研究《易》对周族的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对未来也有深入思考。可以说“总结历史成败得失”是文王推演《周易》的重要内容。“中”为盛算之器，文王推演《易》，需要大量的“中”。文王总结周族发展壮大的经验和治理族群的基本方略，这些宝贵的文献就是“中”。

第二，武王克商之后，周公领导了规模宏大的文化重建工作，后世叫“制礼作乐”。“制礼作乐”的内容很丰富，其中包括对文献的系统编纂，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献的“经典化”。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制度变迁的关键是维护以周天子为核心的统治集团的合法性，“成一道德之团体”。所谓“道德之团体”，实际就是从历史溯源、现实表现等方面确定以周代商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从古公亶父到王季，再到文王、武王，是周系统治的唯一正确的传承。这个对文献的重新修订和解读的过程，就是经典化过程。从此周王室所确定、所掌握的“中”，就成了周天子地位合法性和治理国家方略的基本文献。周天子所居的京师，就是“中国”了。由于丰富多彩的文献典籍，伟大的华夏九州才赋予“中国”之名。

由此联想到清华简《保训篇》，本篇是周文王五十年文王临终前给姬发（武王）的遗训，其中讲到要把“中”交给儿子。然后文王给姬发讲了两个“中”的故事：第一个是，远古时舜在历山耕作，最终求得“中”。第二个故事是，商汤的六世祖上甲微“假‘中’于河”，用来讨伐有易，胜利后完整归还给“河”。《保训》篇的“中”指什么呢？现在学者基本上认为“中”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是周文王“要求太子遵行的一个思想观念——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中道”（《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保训说明》）。“中”既然是思想观念，就只有通过讲述传给他人，但把它借来又归还，就不好理解了。既然“中”是可以借的，用完要归还，它应该是具体之物。据前文考证，文王临终要交给姬发的“中”，就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文献。

《保训》认为“中”是舜创立的。舜早年作为历山部族首领，就深入探讨治理百姓的办法：建立健全吏制和法规，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确立四时，不违农时，治理水患，分州定土，规划祭祀，制定刑法，选官任能。《尚书·舜典》（今文《舜典》包括《尧典》）就是后人追记的尧舜时代“中”的内容。“假中于河”的“中”，就是《周礼》所说的“断民狱讼之中”，还有“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易经》之类。因此，“中国”就是典籍之国，煌煌典籍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典籍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标志。

原载：《光明日报》2026年1月24日

作者：伏俊琏，系西华师范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