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法特的错误，造就了巴勒斯坦的苦难，中国数十年前曾劝告未果

回溯到1965年，北京城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这年，刚满36岁的阿拉法特意气风发，满脑子琢磨的都是怎么靠枪杆子打天下。

作为巴解组织的新晋掌门人，他这趟秘密访华，名为“朝圣”，实则是来讨教真经、寻求援助的。

接待他的周总理，说话办事从来不绕弯子，面对这个年轻人，总理语重心长地给他剖析局势，归结起来就两点：眼下世道变了，和平发展才是硬道理，光靠走极端没前途；再者，想建国得两条腿走路，能谈就坐下来谈，“两国方案”未尝不可，先把脚跟站稳了是正经。

那会儿的阿拉法特，面子上倒是毕恭毕敬，脑袋点得像捣蒜，可心里那本账，算的却是另一回事。

在他看来，不把动静搞大、不把这潭水搅浑，谁会有闲心关注巴勒斯坦人的死活？

至于搞什么“两国方案”，在他眼里那简直就是举白旗投降。

殊不知，就是这看似不起眼的一念之差，让巴勒斯坦足足走了四十年的弯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若是把阿拉法特这辈子的决策逻辑摊开了看，你会发现他始终在一个怪圈里打转：一心想做拯救所有人的大英雄，到头来却连任何人的房顶都没能护住。

最让人唏嘘的教训，发生在1982年。

那年，以色列大兵压境，把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围了个水泄不通。

就在这之前，阿拉法特手里的牌面其实挺好看：他在黎巴嫩南部几乎搞起了一个独立王国，麾下正规军两万之众，坦克也有五百多辆，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更是源源不断。

谁曾想，不过短短几个月，这支看似威风凛凛的队伍就被打得丢盔弃甲，重武器丢得精光，建制彻底被打散。

阿拉法特自己也是灰头土脸，带着残兵败将，狼狈逃到了几千公里外的突尼斯。

这仗怎么会输得这么难看？

乍一瞅，是以色列拳头太硬。

可往根子上刨，这其实是阿拉法特在70年代给自己埋下的雷，这会儿炸了。

这个致命的决策，归结起来就是三个字：不清洗。

自从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阿拉法特虽说是坐稳了巴解组织的头把交椅，但他给自己立了个死规矩：为了所谓的“大团圆”，绝不对内部的山头动刀子，也不去管束各路诸侯怎么折腾。

他心里的算盘珠子拨得挺响：只要人多势众，只要大家都聚在他这面大旗下，场面就好看。

要是搞内部整顿，万一兄弟们散了伙，那力量不就弱了吗？

这想法听着挺大度，挺有大哥风范。

可实际上，这等于是在自己床底下埋炸药包。

正因为他这种毫无原则的纵容，那些激进分子就像是找到了护身符。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那帮极端分子居然绑架并杀害了以色列运动员。

这事一出，全世界都在戳脊梁骨，这本是阿拉法特清理门户、树立负责任形象的绝佳档口。

可偏偏他没动。

他怕一旦动了手，就会背上“出卖兄弟”的骂名。

结果呢？

这帮人越发无法无天。

1978年，他的手下在以色列北部劫持大巴，弄死了37条人命。

这下子，以色列有了绝佳的开战理由，直接导致了第一次入侵黎巴嫩。

到了1982年，又是激进派暗杀了以色列驻英大使，给了以色列全面进攻贝鲁特的口实。

直到大祸临头，阿拉法特才傻了眼，他那个所谓的“大团圆”，其实就是一盘散沙。

当以色列的钢铁洪流碾压过来时，那些平日里搞搞偷袭还凑合的激进派，在正规军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两万人的大军，就这么因为几个愣头青的胡作非为，被拖进了死胡同。

这会儿再回味1965年中国给他的那句忠告——“搞劫机、暗杀这种极端路子，只会让巴勒斯坦变成孤家寡人”——简直就是神预言。

遗憾的是，贝鲁特的跟头并没能让阿拉法特彻底清醒过来。

1993年，老天爷给了他第二次翻盘的机会。

那阵子冷战落幕，中东和平那一页翻开了，奥斯陆协议也签了。

阿拉法特结束了流亡生涯，风风光光回到加沙和杰里科，坐上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的位子。

这时候，摆在他面前的是职业生涯里最要紧的一道选择题：是继续当那个一身戎装、腰别手枪的革命带头大哥，还是脱下军装，老老实实当个搞建设、抓经济的国家元首？

这其实也是当年中国苦口婆心劝他的：先打好地基，再盖高楼。

可叹的是，阿拉法特又一次选岔了道。

他把自治政府当成了给亲信分果果的“聚义厅”。

国际社会给的那大笔援助款，本该是用来修路架桥、建厂招工，让老百姓尝尝和平甜头的。

可这笔钱，好大一部分都流进了高官的腰包。

在阿拉法特看来，这是笼络人心的必要手段——拿钱换忠诚，用的还是旧军阀那套老皇历。

这么一来，巴勒斯坦的老百姓心里凉了半截，和平没带来好日子，反倒是看着当官的脑满肠肥，自己家里揭不开锅。

失业率高得吓人，年轻后生们根本看不到出路。

这就给了哈马斯这种极端宗教组织上位的空子。

哈马斯对着老百姓嚷嚷：你们看，法塔赫那帮人除了贪污就是投降，只有咱们才是真刀真枪干革命的。

1994年以后，当极端分子又开始炸公交、炸市场的时候，阿拉法特又陷入了那该死的纠结。

要是下狠手镇压哈马斯，他怕引发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要是不镇压，以色列就觉得他没诚意，全是忽悠，立马停止撤军。

他在中间摇摆不定，既想占和平的便宜，又舍不得丢掉“抵抗领袖”的光环。

折腾到最后，两头都没讨着好。

以色列觉得他是骗子，巴勒斯坦人觉得他是软蛋。

2000年，戴维营谈判崩了，第二次起义爆发。

这时候的阿拉法特，实际上已经掌控不了局面了。

巴勒斯坦经济彻底趴窝，他自己也被以军困在拉姆安拉的官邸里，甚至只能点着蜡烛办公。

从1929年出生在开罗富商之家，到后来当工程师，再到成为巴解组织的旗手，阿拉法特这一辈子确实都在为巴勒斯坦奔波，这点谁也抹杀不了。

可作为一名拍板定策的领导人，他这笔账算得实在是太糊涂。

他把“面子上的团结”看得比“铁一般的纪律”还重，结果组织被极端势力牵着鼻子走；他把“权术手腕”看得比“制度建设”还重，结果政府里贪腐成风；他把“革命架势”看得比“国家实利”还重，结果硬生生错过了建国的黄金窗口期。

直到1988年，他才终于松口，接受联合国决议，承认以色列，转向“两国方案”。

但这距离中国在60年代给他的建议，已经晚了整整二十多年。

这二十多年里，以色列的定居点早就遍地开花，巴勒斯坦手里能谈判的筹码，已经少得可怜。

2004年11月，75岁的阿拉法特在巴黎的一家医院里咽了气。

他身后留下的，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

法塔赫和哈马斯彻底闹掰了。

2007年，哈马斯夺了加沙的控制权，巴勒斯坦实际上裂成了两半：哈马斯管加沙，法塔赫管西岸。

这种分裂，直接导致了后来没完没了的悲剧。

2014年、2021年，再加上最近的冲突，加沙成了巨大的露天监狱和绞肉机。

火箭弹招来的是空袭，平民死伤无数，年轻人在绝望里苦苦挣扎。

如今回过头来看，中国当年的劝告之所以“神准”，是因为看透了两个核心逻辑。

头一个，时间站在谁那边。

中国那是从长期革命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深知在实力悬殊的时候，搞恐怖主义那种“短平快”的招数，除了撒撒气，没有任何战略价值，只会把自己的道德老本赔光。

再一个，组织建设才是命根子。

没有一个手脚干净、办事高效、令行禁止的组织，哪怕国际社会给再多的钱、划再大的地盘，也是守不住的。

阿拉法特忙活了一辈子，其实一直是用战术上的拼命，去掩盖战略上的偷懒。

他是个出色的游击队长，是个极具煽动力的演说家，但遗憾的是，他始终没能蜕变成一位真正懂得治国理政的政治家。

就在他弥留之际，看着窗外满目疮痍，不知道他会不会恍惚间想起1965年的那个下午，那一席关于“和平与大势”的谈话。

那本是一次可以改写历史走向的复盘，可惜，那时候的他，耳朵里根本听不进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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