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左派的中国革命

作者丨臭老九
编辑丨历史国编辑部

自从斯诺离开延安，出版了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后，延安越来越受到外国人的关注和重视。很多外国人自发来到延安，其中和中国关系最深的，还要数李敦白。

李敦白深入中国社会的程度在西方无人可比——语言、工作、两次与中国人结婚、和高层的关系产生的政治影响力、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度入狱。在20世纪60年代，他还进入了中国国家级媒体领域高层。李敦白这个名字颇有些中国特色，但李敦白其实是一个美国人。

李敦白1921年8月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外祖父是俄国人，属于孟什维克，十月革命以后移民美国。[1]

虽然他的外祖父反对布尔什维克，但李敦白后来十分支持苏联。李敦白的理想主义源于他小时候的一次亲身经历：当时他看到街上一个白人醉鬼在无缘无故挑衅一个黑人，黑人推了他两下，这个醉鬼就倒下了， 爬起来继续跟着这个黑人。李敦白赶紧把情况告诉附近的两个警察，没想到的是，警察竟用棍子不停砸黑人的脑袋。李敦白晚年回忆时说：“我特别吃惊。”[2]

从此以后他开始思考公平对这个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开始参加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在北卡一个纺织工会的墙上，他看到了斯诺拍摄的毛泽东的照片。但后来他和黄华和胡乔木讲到这件事情时，两位认为不可能。[3]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李敦白参军入伍，兜兜转转来到了中国的云南昆明，在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4]

埃德加·斯诺为毛主席拍的照片

在昆明，他经历了一位叫李木仙的十二岁小姑娘死亡的事件，对他影响很大。他回忆道：

“每当我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木仙，还有那个挨打的美国黑人青年，总会出现在我面前，让我选择与那些我认为能够给他们公平正义的人站在一起。”[5]

当时，一个美国大兵醉酒开车，正好路过李木仙，这个美国兵就想开车吓唬一下她，但没想到会出事故，把小姑娘弄死了。李敦白奉命去她家里核实以确定赔偿的数额。这个家庭一贫如洗，父亲是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母亲因为失去女儿已经成了疯子。对李敦白刺激很大的是这样的悲剧，上级只批了二十六美元，甚至还没有一匹马值钱。[6]

李敦白在美国本身就是做民权运动的，李木仙这个事情对他刺激很大。李敦白的理想主义在这个事情以后越来越显著，他开始和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他对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有好感。

美国民权运动

两个月后，服役期满，面临复员回国，但他不愿离开中国，转至上海美国陆军总部，继续做民众赔偿损失的工作。三个月后，也就是1946年2月，又一次面临退伍回国，他还是坚持留在中国，转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观察员，负责分发救济物资工作，期间曾到湖北宣化店李先念部担任救济总署的驻地代表。在宣化店期间，李敦白无意间做的一件事影响深远。

某天，军调部执行处主任白鲁德准将在如厕结束之后正好碰到李敦白，便告诉这位美国小伙子：

“［新四军第五师］这些人将会被抹掉（wiped out）。我最近刚从东北回来，那里的红军是国军的十倍，政府打不赢。但是在这里国军却占上风，我们打算让他们消灭共军。 ”

而李敦白将这些话转告了新四军司令员李先念，这客观上帮助共产党获得了主动权。[7]

此后，李敦白决定留在中国。到1980年代中期，从事中美文化交流的李敦白向中国残联捐赠一批电脑，黄镇、邓朴方宴请了李敦白，席间闲聊，二人问及李为什么解放战争后就没有回美国，反而在中国当起了《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指导，李敦白说，当年我在宣化店，认识了一个叫王树声的将军，是他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使我决定留在中国……[8]

宣化店之行让 李敦白 越发受到共产党的感召，接下来，他打算去共产党的根据地。1946年5月底，他辞去观察员之职。这一次，他离开了国统区，去往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10月又直达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

在延安期间，李敦白经过党中央五大书记（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的一致批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9] 尽管李顿白已经决定投身于革命事业，但他本人所带有的美式散漫的自由主义思想依然存在。

和一位叫做魏琳的女同事结婚后，李敦白挨了批评。因为想每天和自己的老婆待在一起，所以他违反了延安星期六才能和爱人过夜的规定，天天晚上都回家。遭到了批评，外文回忆录原文翻译如下：

“发报站的政工李先厚（音译）把我叫去，说些重要的事情。他说，电台的安全要求规定，干部们——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不能被看到在街上行走。”[10]

李敦白对廖承志说：

“我向廖承志解释说，我必须在晚上陪着魏琳。他没有说什么，我就把这当作批准了。”[11]

廖承志

李敦白显然缺乏对搞政治的中国人的语言习性的了解，他不明白对于搞政治的中国人来说，没有明确表态的事情什么都代表不了。因此，他依然每天晚上和自己的老婆待着一起，直到1949年初突然遭到逮捕。

李敦白在延安被逮捕是因为他和斯特朗的关系，李中文不错，为来访的美国左派作家 斯特朗做过翻译。斯特朗离开延安后，发生了斯特朗国际间谍案，李敦白因此受牵连入狱。李敦白的回忆录无论英文版还是中文版都显示，他的被逮捕时间是1949年1月21日，这个时间，笔者认为存疑。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

斯特朗国际间谍案源于一次意外的泄密。据沈志华教授公布的苏联档案，1949年2月4日《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反对调停情报的泄露和保密问题》中提到：

“在同毛泽东进行的会谈中，我向他通报说：我们得知，早些时候，英、美、法企图由自己对国共进行调停。后来，通过某种方式得知，苏联和中共反对国外进行调停，这些国家不想使自己难堪，就改变了立场，拒绝调停。因此，必须认真地对待保密问题，必须明白，在中共周围是否有一些多嘴多舌的人，通过他们，这一信息会被美国人知道了……西方大国在得到了关于我们的立场的可靠的情报之后，就匆忙放弃了调停……我们从捷列宾同志那里弄清了这一事实，捷列宾确认了这名美国人，并指出他的姓氏是李敦白。”[13]

也就是说，苏联反对其他国家调停国共矛盾的态度，被西方国家提前了解到了，苏联人认为有美国间谍。至于为什么认为李敦白可疑，米高扬在电报中给出了原因：

“他在美国学了三年汉语，就把汉语学得这么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是不可能的。令人怀疑的是，他为什么学习汉语，他用谁的钱来到了中国。”[14]

斯大林 对此事 十分重视，当天就发回了电报：

“我们毫不怀疑，在中共中央机关编辑部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是一个阴险的美国间谍。我们建议立刻逮捕他，通过他来揭露美国的间谍网。”[15]

在第二天2月5日，米高扬在和毛泽东会谈的间隙再次强调李敦白的问题：

“利用间歇我讲了关于李敦白的电报内容，这份电报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参加会谈的政治局委员任弼时说，李敦白是经记者斯特朗介绍留下的。”[16]

斯大林发布关于李敦白的指示的第三天2月6日，米高扬在电报中说：“实际上他们会怎么做，我在离开前会了解并向您报告。”[17]

综上可知，斯特朗国际间谍案发端于2月初，李敦白回忆录中说自己是1月21日被捕，恐怕依据不足。这不止是因为苏联人关于此事的电报皆开始于2月初，也因为斯特朗本人曾经表示她是在2月14日被捕的。[18]

沈志华一次谈话中讲到，中共中央尤其是毛主席，并不相信美国人李敦白是什么特务，并且要求苏联人拿出指控的证据。[19] 米高扬的电报中同样提到的还有马海德。据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的回忆：“毛主席当时就把“米”特使顶了回去，保住了父亲。”[20] 虽然马海德不是美国来的，但从毛泽东的态度来看，毛泽东的确对苏联人的指控有不满，也构成了对沈志华说法的佐证。

马海德

作为主犯的斯特朗被捕时间是14日，中共有关方面又不太相信这个指控，所以在斯大林的电报之前的1月21日就将李敦白逮捕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沈志华还提到米高扬在报告中说，我离开西柏坡以后，因为我们抓了斯特朗，所以中共受到了压力，最后还是把李敦白给抓了。

从这一点来看，李敦白被捕不可能是在1月21日，最有可能的事2月14日以后。李敦白本人口述中说被捕时间是：2月中下旬，[21] 也佐证了被捕最有可能是2月14日以后这个观点。

李敦白在监狱里坐牢，一直坐到1955年4月，释放以后有关方面向他道歉，并且给了他三个选择：回美国、去欧洲、待在中国给他一个别墅且不需要工作。有意思的是李敦白这三个选择都不要，他创造了第四个选择：他要继续留在中国工作。多年的牢狱生活没有让他放弃理想主义的价值，他依然愿意为此而努力，只不过他出来以后妻子已经和他离婚了。[22]

出狱后李敦白来到了广播事业局。文革前李敦白参加了很多中共重要文献的英译工作，其中包括《毛泽东选集》和中苏论战所产生的《九评》。这些工作事实上为他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身份，在那个年代这种身份是很重要的。这样的身份也使李敦白在文革前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就已经引人注目了。

文革开始后，李敦白的言行越来越引人注目，也越来越“左”。这个“左”不是说他比别人更革命，而是他害怕。他的“左”是他的生存策略，不是保护自己的生存，而是保护他的理想的生存。李敦白晚年对他在文革期间的心理有所分析：

“我害怕再犯错误。如何才能避免，再犯错误？那就是紧跟形势，紧跟毛主席。在毛主席不断革命思想指引下，解放之后中国政治运动可谓马不停蹄，如果以左右来分，当然绝对往左，不断往左，紧跟的结果，当然就是在左道上越走越远。”[23]

李敦白晚年也承认，若不是美国人，他在反右至“文革”初期的政治运动中也许不会那么“左”，那么激进。因为他是美籍中共党员，为了获得中共党组织的信任和好感，不断提醒自己，要“比红更红”。“身为美国人，我觉得有责任不让美国人成为中国革命中的污点”。尤其是坐过六年监狱出来后，“我害怕再犯错误”，“我做的每件事都带有着强烈的动机，就是证明自己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我私底下盘算，如果我能‘红’得彻底，就能避免在将来再次遭到怀疑和攻击。”“我害怕组织对我的猜忌永远不会终止。”“我也想要归属感，我想被接受的欲望并未因监禁一事而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了。”[24]

李敦白晚年承认的他当年的这些心理，其实也算是人在没有明确标准的环境下的本能反应。李敦白的“左”另外一位外国专家也发现了，这位专家说：“我发现极“左”行动逐渐泛滥，某些外国专家甚至走得比中国人还远。”[25]

虽然没有点名，但很显然说的就是李敦白至少包括李敦白。李敦白的“左”有一个例子。1967年4月10日，李敦白应邀参加了清华大学造反派揪斗王光美的大会。事前，周恩来要他不要去，但江青要他去，结果他听了江青的话：

“江青是真正的、红彤彤的左派，周总理当然拥护革命，但属于老一辈，不如江青先进。没听周总理的话，去参加了这个批斗会，让我后悔一辈子。不过我在会上并没有怎么批判王光美，我只讲了五分钟，批了蒋南翔，蒯大富问我为什么只批“死老虎”不批“活老虎”。事实上我并不是有意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回避会议主题，而且我根本不知道清华原校长蒋南翔何许人也。”[26]

李敦白的“左”肯定不是只有他一人，而是一种氛围。比如1966年8月31日由唐春、司克、杨镐、安・汤福金斯（均是化名）四位美国专家就合写了一张大字报，它后来被誉为「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名字叫做：〈给外国专家局的大字报〉。[27]

那个时候外国人普遍都比较左，很多中国人的造反派组织请这些外国人去演讲：

“当时这种逢会必请「外国造反派」参加并邀其上台发言的作法在北京风靡一时，成为一种时髦。”[28]

也就是说在一般印象中极富民族主义的文革时期，依然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崇洋媚外” ，当时“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一个外国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有过类似的说法，可以对此加以印证：“我们自己的会以及其他造反派的会，邀请我们去参加或讲话，后者越来越多。”[29]

李敦白也是这些外国人中的一份子，因为活跃度很高，1967年2月成为广播事业局三人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之后一段时间出尽了风头。1968年因为派系斗争和历史问题第二次入狱遭到逮捕审查。[30]

李敦白的“左”有点天真，他以为“残忍的”单独监禁已经不存在了，没想到还存在。[31] 李敦白还是有些自由主义观念，而且还不仅仅是李敦白一个个例，其他外国人身上同样有。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也是在他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扣上国际间谍的帽子带走的，他本人事后的说法，更能证明外国人的观念之不同，他居然还想着法律的程序正义问题：

“不久，所有外国人都不许同“文化大革命”沾边，有少数人——包括我和邱茉莉——被捕。我的罪名有两条，一条是伙同他人，阴谋篡夺对外宣传的领导权，另一条是充当国际间谍。邱茉莉也被怀疑是国际间谍。但对我们始终没有正式的起诉，也没有正式的审讯。”[32]

红色大背景下以李敦白为代表的这些外国人，文化本能并没有消失，充分说明了人的观念的复杂性。法国专家戴妮丝·李—勒布雷顿的一段话很适合诠释这种复杂性：

“因为我们从无恶意，一直为寻求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为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努力。假如说我们有时在某些方面搞错的话，也是和许多无辜的人一样，因为不了解情况，过于天真。”[33]

李敦白的一生是一个理想主义在奋斗、认同和迷茫中如何继续存在的复杂叙事。他所遭遇的困境揭示了理想主义者在跨文化语境下，热忱与苦痛之间有哪些复杂轨迹和个体差异。他的思想始终在“忠诚”与“自我”、“信仰”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他的经历是审视20世纪中外关系与革命政治的独特棱镜。

参考资料：

[1]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2]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3]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4]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5]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

[6]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7]吕迅：《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8]党史天地杂志社：《乘马岗·中国第一将军乡》，2020年版。

[9]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10]SidneyRittenberg, Sr.：《The Man Who Stayed Bebind》，Duke University Press，Durham & London，2001。

[11]SidneyRittenberg, Sr.：《The Man Who Stayed Bebind》，Duke University Press，Durham & London，2001。

[12]SidneyRittenberg, Sr.：《The Man Who Stayed Bebind》，Duke University Press，Durham & London，2001。

[13]《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反对调停情报的泄露和保密问题（1949年2月4日）》，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全十二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

[14]《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反对调停情报的泄露和保密问题（1949年2月4日）》，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全十二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

[15]《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美国人（1949年2月4日）》，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全十二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

[16]《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当前的形势和任务（1949年2月5日）》，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全十二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

[17]《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对斯大林指示电的落实（1949年2月6日）》，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全十二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

[18]斯特朗：《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三联书店，1982年版。

[19]澎湃新闻：《徐秀丽、沈志华、雷颐对谈：李敦白很左，深度介入“文革”》，2014年6月30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3374

[20]周幼马：《马海德：献身中国的美国人（二）——纪念我的父亲诞辰100周年》，纵横2011年第1期。

[21]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

[22]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页。

[23]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94页。

[24]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25]戴妮丝·李—勒布雷顿：《爱是不会凋谢的》，外文出版社，1989年版。

[26]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00页。

[27]刘青峰：《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8]刘青峰：《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9]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

[30]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94页、95页、99页，101页。

[31]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

[32]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

[33]戴妮丝·李—勒布雷顿：《爱是不会凋谢的》，外文出版社，1989年版。

[34]SidneyRittenberg, Sr.：《The Man Who Stayed Bebind》，Duke University Press，Durham & Londo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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