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余承东

余承东，1969年出生于中国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是中国科技产业最具代表性、争议性与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他以强硬果敢的个性、战略远见的布局能力以及对技术极致追求的精神，在华为这家全球通信巨头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20世纪90年代初加入华为，到21世纪初执掌终端业务，再到如今全面主导智能汽车解决方案（HI）和鸿蒙生态体系，余承东的职业生涯几乎与中国高科技产业崛起的全过程同步。他的成功不仅体现在产品销量与市场份额上，更在于其推动中国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的战略突破；而他的失败，则多源于激进策略带来的短期阵痛、市场误判以及外部环境剧变下的被动调整。世人对他的评价两极分化：有人称其为“民族科技脊梁”，也有人批评他“好大喜功”；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褒贬，余承东已成为中国科技自主创新浪潮中的标志性人物。

余承东的成长经历奠定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基础。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农村孩子想要走出大山，唯有依靠教育。他凭借优异成绩考入西北工业大学，主修自动控制专业，后继续攻读硕士，研究方向为电磁场与微波技术。这段工科背景为他日后深入理解通信与芯片技术打下了坚实基础。1993年，研究生毕业的余承东加入刚刚起步不久的华为，彼时公司年营收不足10亿元，员工仅千余人，正处在从交换机代理向自主研发转型的关键阶段。余承东最初被分配到无线产品线，负责GSM基站研发。当时中国通信市场被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等欧美巨头垄断，国产设备被视为“低端替代品”。余承东带领团队夜以继日攻关，仅用两年时间就推出华为第一代GSM基站，性能稳定且成本远低于外资品牌，迅速打开国内市场，并开始向海外新兴市场出口。这一战，不仅让华为在无线通信领域站稳脚跟，也让余承东在公司内部崭露头角。

进入21世纪，余承东被派往欧洲开拓海外市场。彼时华为在欧洲几乎无人知晓，客户对其技术能力充满怀疑。余承东采取“技术先行、服务至上”的策略，亲自带队演示设备性能，承诺7×24小时响应故障处理。在德国、英国、荷兰等国，他用实测数据和快速交付能力逐步赢得运营商信任。到2005年，华为欧洲区销售收入首次超过国内，成为公司全球化战略的重要转折点。余承东也因此被任命为华为无线产品线总裁，全面负责全球无线业务。在他的领导下，华为率先投入4G LTE技术研发，并在全球标准制定中争取话语权。2010年前后，华为已成长为全球第二大通信设备供应商，仅次于爱立信，而余承东正是这一跃升的核心推手之一。

然而，真正让余承东走向公众视野的，是他2011年临危受命接手华为终端业务。彼时华为手机业务处于混乱状态：产品线庞杂，贴牌生产为主，缺乏品牌定位，利润率极低。公司内部甚至有声音建议砍掉终端业务，专注通信设备。但任正非力排众议，将余承东调任终端CEO，并给予其充分授权。余承东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砍产品”——将原有的300多款手机型号削减至不到20款，聚焦高端市场，打造自有品牌。他提出“不做低端机，要做世界第一”的口号，引发内部巨大争议。许多老员工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毕竟当时苹果和三星已牢牢占据高端市场，中国品牌连中端都难以突破。但余承东坚持己见，2012年推出P1，2013年发布Mate 1，虽初期销量平平，却确立了华为高端化的战略方向。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14年。华为推出Mate 7，搭载自研海思麒麟925芯片，支持指纹识别，金属机身设计，在3000元以上价位段一炮而红，首销三个月销量突破300万台，远超预期。这款产品不仅证明了华为具备打造高端旗舰的能力，更让海思芯片获得市场认可，打破了“自研芯片=性能差”的偏见。此后，P系列主打影像与设计，Mate系列强调性能与商务，双旗舰战略逐渐成型。2016年，华为智能手机出货量首次突破1亿台，跻身全球前三；2018年，超越苹果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厂商，仅落后于三星。余承东在发布会上多次高调宣称“华为将在三年内超越三星”，虽未最终实现，但其魄力与执行力已令业界侧目。

余承东的成功经验可归结为几点：首先是技术信仰。他始终坚信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大力推动海思芯片、EMUI系统、影像算法等自研投入。即使早期海思芯片良率低、成本高，他也坚持“备胎转正”，为日后制裁下的生存埋下伏笔。其次是用户导向。他要求产品经理“像用户一样思考”，亲自体验每一款新机，对细节近乎苛刻。他曾因屏幕色温偏差0.5度而叫停量产，也曾因相机对焦速度慢0.1秒而要求重做算法。这种极致追求成就了华为手机的品质口碑。第三是战略定力。面对短期利润压力，他拒绝重回低端市场，坚持高端化路线，即便在2013-2015年连续亏损也毫不动摇。第四是全球化视野。他深知品牌国际化不能仅靠低价，必须通过技术创新与设计美学赢得尊重，因此在巴黎、伦敦设立设计中心，与徕卡、保时捷设计等国际品牌合作，提升品牌调性。

然而，余承东的激进风格也带来不少失败与教训。最典型的是2016年的“P9事件”。该机型因采用双摄像头引发专利纠纷，被竞争对手质疑抄袭，虽最终胜诉，但舆论风波影响了品牌形象。更严重的是他对市场节奏的误判。2019年，他高调宣布“华为将在2020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手机厂商”，但同年5月，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谷歌提供GMS服务。这一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海外用户无法使用YouTube、Gmail、Google Maps等核心应用，华为手机在欧洲、东南亚等关键市场销量断崖式下滑。2020年第二季度，华为全球份额一度登顶，但全年出货量同比暴跌24%，2021年更是跌出全球前五。余承东事后承认：“我们对地缘政治风险的预判不足，过度依赖全球化供应链。”这场危机暴露了其战略中“重技术、轻政治”的短板。

面对制裁，余承东展现出惊人的应变能力。他迅速启动“备胎计划”：一方面加速鸿蒙操作系统（HarmonyOS）的研发，2021年6月正式向消费者推送，首年装机量破亿；另一方面推动HMS（华为移动服务）生态建设，吸引全球230万开发者入驻。尽管HMS在海外仍难与GMS抗衡，但在国内市场已形成闭环。同时，他将重心转向全场景智慧生态，推出平板、笔记本、手表、耳机、智慧屏等产品，构建“1+8+N”战略。这一转型虽未能完全弥补手机业务的损失，却为华为开辟了新增长曲线。2023年，华为消费者业务更名为“终端BG”，余承东兼任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 CEO，开启人生第三次重大转型。

进军汽车领域，是余承东最具争议也最具野心的决策。2021年，他提出“华为不造车，但要帮助车企造好车”，推出HI（Huawei Inside）全栈式智能汽车解决方案，涵盖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电驱系统等。然而，HI模式推进缓慢，车企担心“灵魂被华为拿走”，合作意愿不强。余承东果断调整策略，2023年推出“智选车”模式，深度参与产品定义、设计、渠道销售，与赛力斯合作推出问界M5、M7，与奇瑞合作推出智界S7。尤其是问界系列，依托华为门店渠道和品牌背书，2023年销量突破9万辆，2024年问界M9上市即热销，单月订单超5万台。余承东再次展现其“产品定义+渠道赋能”的组合拳威力。

但汽车业务也暴露出他的局限。首先，汽车行业供应链复杂、验证周期长，与手机行业的快节奏截然不同。余承东初期对制造工艺、安全标准理解不足，导致部分车型交付延迟、品控问题频发。其次，他高调言论再度引发争议。2023年，他在发布会上称“遥遥领先”，被网友戏谑为“余大嘴”；又宣称“BBA的时代结束了”，招致传统车企强烈反弹。这些言论虽提升了品牌热度，但也加剧了行业对立。更重要的是，华为在汽车领域的角色边界模糊，“不造车”的承诺屡遭质疑。2024年，华为成立“引望”子公司，专门运营智能汽车零部件业务，试图厘清边界，但市场仍存疑虑。

世人的评价对余承东而言始终复杂。支持者认为他是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旗手。在芯片被断供、操作系统被封锁的绝境下，他带领团队打造出鸿蒙、昇腾、鲲鹏、盘古大模型等全栈自研体系，证明中国企业有能力在极端压力下创新突围。媒体称他为“华为的孤勇者”，网友送其外号“余大嘴”虽带调侃，却也暗含敬佩——因为他说过的很多“狂言”最终都变成了现实，比如“华为手机要进全球前三”、“鸿蒙三年装机破亿”等。批评者则指责他过于自负，战略冒进。手机业务巅峰期忽视政治风险，汽车业务初期低估行业门槛，发布会上频繁使用夸张话术，损害了企业专业形象。更有观点认为，他的成功高度依赖华为平台，若脱离任正非的信任与公司资源支持，个人能力未必能复制。

客观来看，余承东的成败皆源于同一特质：极致的理想主义与执行偏执。他相信技术可以改变世界，因此敢于All in自研；他追求完美，所以容忍不了妥协；他渴望胜利，故常以高调宣示目标来凝聚团队士气。这种性格在顺境中是加速器，在逆境中则是双刃剑。但正是这种“非理性”的坚持，让华为在多个领域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鸿蒙系统如今已覆盖8亿设备，成为全球第三大移动生态；昇腾AI芯片支撑起中国大模型训练底座；问界汽车重塑了智能电动车用户体验标准。这些成果，离不开余承东的强力推动。

截至2026年初，余承东已年近57岁，但仍活跃在一线。他目前身兼华为常务董事、终端BG CEO、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 CEO、智能终端与智能汽车部件IRB主任等多重职务，是华为内部权力最大的高管之一。他的工作重心已从单一产品转向生态构建：一方面推动鸿蒙Next（纯血鸿蒙）彻底摆脱Linux内核，实现完全自主；另一方面加速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商业化，目标是2025年智选车销量突破50万辆。此外，他还主导华为在AI大模型、AR/VR、卫星通信等前沿领域的布局，试图打造下一代人机交互入口。

展望未来，余承东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在手机领域，尽管Mate 60系列搭载自研7nm芯片实现“破冰”，但先进制程产能受限，高端市场复苏缓慢；在汽车领域，特斯拉、小米、比亚迪等对手环伺，价格战愈演愈烈，华为如何平衡技术溢价与市场渗透仍是难题；在生态层面，鸿蒙要真正挑战iOS与Android，仍需更多全球开发者与硬件伙伴支持。更深层的挑战在于，随着年龄增长与组织复杂度提升，他能否保持创业初期的敏锐与谦逊？能否在“技术理想”与“商业现实”之间找到更优平衡？

但历史经验表明，余承东总能在绝境中找到出路。他的职业生涯本身就是一部中国科技企业从追随到引领的缩影。他不是完人，有傲慢、有误判、有情绪化，但他对技术的执着、对国家产业的责任感、对用户价值的坚守，构成了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或许正如任正非所言：“余承东是那种‘把稻草点燃成火炬’的人。”在中美科技脱钩、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大时代，这样的人物既是稀缺资源，也是必要存在。

余承东的故事远未结束。2026年，华为正全力冲刺“万物互联”时代，而他依然是那面最鲜明的旗帜。无论未来是继续高歌猛进，还是遭遇新的挫折，他的名字都将与中国科技自主创新的历史紧密相连。世人或许会争论他的方法是否最优，但无人能否认：没有余承东式的“偏执狂”，中国高科技产业很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如此深刻的跃迁。他的成功经验告诉后来者：核心技术买不来，必须死磕；他的失败教训也警示企业：全球化时代，政治风险与技术风险同等重要。而他本人，仍在路上，仍在战斗，仍在用行动诠释何为“中华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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