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护送伟人后代赴苏，解放后突然销声匿迹，毛主席感叹这人真怪！

1961年初的一个傍晚，上海街头寒气逼人。一位身着军装的大将推开了一间小小推拿室的门。

屋里只有一张破旧的行军床、一盒药酒，还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大将盯了他一眼，半带埋怨地笑道："老董，你可真会躲啊。"

老人愣了一下，放下手里的毛巾，只回了一句："人还在，就行了。"说这句话的人叫董健吾，推开门的，是陈赓大将。

在课堂上，他学的是温和、宽恕；走出校门，迎面撞上的却是风起云涌的时代。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工人学生倒在枪口之下，租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那一天，年轻的董健吾压着怒火，走上圣约翰大学的旗杆，扯下美国国旗，改挂上中国国旗。这个举动在当时绝不算小事，他很清楚自己在冒什么风险。

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些"多管闲事"的举动，让他落入了另一个人的眼睛里。那人叫浦化人，曾在冯玉祥部队担任随军牧师，此时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他观察了董健吾一段时间，发现这位年轻牧师"不太像只想着念经的人"。一边敢扯外国国旗，一边又不贪图升官发财，这在当时并不多见。

于是，浦化人把他推荐给了冯玉祥。冯玉祥约见董健吾，两人促膝长谈，聊信仰、聊国家、聊军队。谈完之后，冯玉祥当场决定留人身边，先是秘书，不久又升为秘书处主任，还请他教自己的夫人和子女学英语。这份信任，足见董健吾当时在冯部的分量。

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董健吾看在眼里，心中压抑。他忍不住对身边人感叹："要是能做个共产党人就好了。"这句看似随口的牢骚，被浦化人听个正着。

顺着这条缝隙，浦化人向他点破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详细谈了共产党的主张。

1928年，在浦化人的介绍下，董健吾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牧师出身，军中任职，再加上突然转向的政治选择，在许多人眼里，他的路越走越"怪"，却也越走越坚定。

同一年，南京方面出于对冯玉祥的戒备，有人专门来打探、拉拢冯部要员。找上董健吾的，也不乏带着笑脸的官员。对方的话说得很直白："跟着我们，有前途。"董健吾当场拒绝，态度坚决。

为了避免他惹来更大的危险，冯玉祥建议他先行离开，还特地设宴为他送行，席间半开玩笑半感慨地说："你真是个怪牧师。"

这句"怪牧师"，后来在历史中被一再提起，却再也不像一句玩笑话那么简单。

离开冯部后，董健吾回到上海。身份是牧师，实际已经是地下党的同志。上海十里洋场灯火辉煌，背后却是白色恐怖的刀光。他在教堂的掩护下，为地下组织搜集情报、传递消息，很少张扬。

1930年，事情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陈赓奉命来找他，任务不是什么军事行动，而是一个看上去极其"家常"的工作：办一个幼稚园。名字定为"大同幼稚园"，表面上是普通私立幼稚园，实则专门收容烈士遗孤和党内主要领导人的子女。消息传到他耳中，他一句"应该的"，就接下了。

现实很快泼来冷水。互济会只能提供一点点经费，远远不够支撑一座幼稚园的开销。房租、教具、吃穿样样需要钱。为让幼稚园尽快开张，他连夜回老家，把祖辈留下的几十亩地悉数卖掉。有人劝他留一点后路，他摆摆手："地在那儿荒着，不如换成孩子们的饭菜。"

拿到钱后，他在戈登路、武宁路拐角处租下两幢石库门房子，大同幼稚园就这样立了起来。院子不大，却收进了许多特殊的孩子。就在开办不久，三位从湖南秘密带到上海的小男孩来到这里：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年龄分别大约在八岁、七岁和三岁。他们的身份极为敏感，知情者寥寥无几。

在幼稚园的短暂岁月里，这些孩子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去处。

白天读书玩耍，晚上挤在小床上说悄悄话。有人记得，毛岸英性子沉稳，遇事多让着弟弟；毛岸青则更腼腆些，话不多，却很细心。

可惜这种平静维持得并不久。1931年夏，顾顺章叛变，上海地下党遭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1932年初，特务多次闯入大同幼稚园搜查。更糟糕的是，一名保育员外出后突然失踪，再也没有回来。董健吾心里清楚，幼稚园的位置已经极不安全，继续硬撑，只会让更多孩子暴露。他痛下决心，决定在敌人彻底收网之前解散大同幼稚园。

孩子们的去向成了头等大事。有家可依的，尽量让亲属领回；没有亲人的，交由党组织统一安排。毛岸英、毛岸青兄弟，母亲杨开慧已于1930年牺牲，父亲远在苏区，根本无法照顾，两人可说是"无处可去"。

党组织只能做出一个务实而又无奈的决定：暂由董健吾收养。

兄弟俩到了董家，并没有得到完整的温暖。董健吾的丈母娘对突然多出来的两个孩子始终看不惯，嘴上时有抱怨。这种情绪，很难完全遮掩。浦化人看在眼里，暗暗着急，再加上董家离法国巡捕房太近，安全上隐患不小，他几次私下对董健吾说："得换个地方，让两个孩子安稳一点。"

没办法，董健吾只能把兄弟俩送到前妻黄慧英那里。起初，党组织每月还能提供三十元补助，他自己也会从微薄收入中挤出一点，给孩子添衣加菜。生活虽然清苦，还能勉强撑住。

局势越乱，生计越难。后来董健吾的固定收入中断，组织补助也不再稳定。黄慧英没有正式工作，只能揽缝纫活、做纸花、糊纸盒补贴家用。

孩子们也被动地卷入这种谋生方式，白天上街跑腿，晚上帮着干活。长期的紧绷很难不反映到性情上，黄慧英的脾气日渐急躁，对两个孩子的态度愈发严厉。

有一天，毛岸青因为小事挨了打，眼里含着泪。毛岸英在一旁看着，沉默了很久，拉起弟弟的手，只留下一句："走吧，我们自己想办法。"两人就这样离开了那间逼仄的小屋，消失在上海的街巷间。

离家后的日子，几乎可以用"流浪"来形容。兄弟俩在弄堂口蹲着，在码头边徘徊，干过零工，也挨过小贩的驱赶，生活状态与后来流行画册里的"三毛流浪记"颇为相似。偷吃剩饭、被人污蔑、在雨夜里蜷缩成一团，这些镜头放在任何孩子身上，都显得过于残酷。

兄弟俩失踪后，董健吾焦急万分，能打听的线索全部打听，能问的人一个不落，却像石沉大海。时间一年年过去，上海的局势又经历了"九一八"、淞沪抗战等层层动荡，寻找的难度越来越大。直到1936年夏天，在党组织帮助下，他才在一座破庙里见到了这两个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孩子。

那一天，他推门而入，只见角落里蜷缩着两个小小的身影，衣衫褴褛，面色蜡黄。毛岸青因为头部曾受过重击，精神状态明显出现问题，说话支离破碎，常常惊惶失措。董健吾站在庙门口，许久没有开口，只是低声说了一句："对不起，来晚了。"

找到孩子只是开端，如何让他们活下去、活得稍微安全一点，才是紧要的下一步。

1936年，国内局势仍旧紧张，上海更是各方势力交错的焦点，把两个重要领导人的孩子再留在这里，无异于在火堆边上放油壶。恰在这时，从陕北来上海工作的冯雪峰提出了一个建议：尝试把他们送到苏联去。

将孩子送出国，谈不上容易。护照、路线、身份掩护，一个环节出错，就可能把他们推到危险边缘。董健吾听完冯雪峰的设想，直言赞成："留在上海，只是等着再挨一次打。"这话说得很直，却是当时冷酷现实的写照。

为了打开这条路，他利用与张学良会面的机会，提出希望能安排三个孩子出国学习的请求。张学良爽快应允，既没有细问孩子们的出身，也没有在形式上拖延。多年以后，他才得知那几个不起眼的小身影中，有两位是毛泽东的儿子。不得不说，这段交错在各方势力之间的隐秘安排，颇有几分戏剧意味。

1936年6月，在李杜将军的具体安排下，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健吾的大公子之子董寿琪，一同踏上前往苏联的路。出发前，董健吾给孩子们准备的行李很简单，几件换洗衣物，一点点路上的干粮。有人说，当时他叮嘱得也很简单："在那边，好好读书。"短短几个字，背后却压着多年颠沛流离的重量。

送走孩子之后，董健吾并没有停下来。就在同一年初，他已经干了另一件大事。1936年元旦过后，宋庆龄委托他以"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周继吾"的身份，秘密从西安赴陕北，传递密信。这封信，关系着国共两党能否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他将密信缝在丝绵背心里，一路历尽艰辛到达西安，却因时值隆冬、大雪封路受阻近一个月。

最后他通过张学良帮助，动用了张的私人飞机，于1936年2月27日到达瓦窑堡，见到了秦邦宪、林伯渠，并将密信转交给了毛泽东、周恩来。董健吾是"四一二"政变之后沟通国共双方的第一个联系人。宋庆龄称赞他"益国匪浅"。

接着，还是这一年6月，宋庆龄又把另一个任务交给了他：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去延安。斯诺想去红区采访，但那里被国民党军队铁桶般包围着，怎么进得去？宋庆龄想到了董健吾。

董健吾改姓王，打扮成牧师，化名"王牧师"。他和斯诺在西安会面，接头信物是宋庆龄分别给他们每人半张剪开的卡片。由张学良出具特别通行证，从东北军内调拨一辆"道奇"卡车，护送斯诺和马海德医生北上。途经东北军的防区，一路畅通无阻，直到国统区的最前沿城市肤施，也就是今天的延安。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述这位"王牧师"是"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布大褂，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他穿过打开着的旁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在护送路上，王牧师幽默诙谐、谈吐不凡，斯诺后来写道："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一行。"

斯诺在延安采访数月，写出了震惊世界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让世界第一次真实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这本书的诞生，董健吾功不可没。

信石沉大海，他也不再多做追问。有人替他着急，劝他说："你做了那么多事，理应有个名分。"他摇摇头："事情是该做的，名分可有可无。"这种态度，在功劳簿渐渐展开的年代里，显得格外"格格不入"。

为了谋生，他开始跟人学推拿，潜心研究中医推拿与西方解剖知识的结合，慢慢成了一名私人推拿师。

客人走走停停，大多不知道眼前这位手法娴熟的老人，早年干过什么。日子平淡到不能再平淡，只剩下针灸箱、药酒和一床旧被褥。

时间来到1960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再次来到中国。这是他与中国阔别二十五年后的重逢。会见中，斯诺想起当年护送自己前往陕北的那位"王牧师"，便开口向毛泽东提出，希望能见见这位老朋友。他翻来覆去地描述对方的样貌、口音和情形，毛泽东却一时想不起此人是谁。

会见结束后，这个问题被转给周恩来。经过一番查找、核对，才弄清"王牧师"的真实身份——那就是"红色牧师"董健吾。毛泽东听说后，恍然大悟，感慨道："此人曾担任过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护送过斯诺，还抚养过我的三个孩子。如今解放了，他本人却悄悄隐匿了起来，而我们这些熟人，他谁也不来找，真是个怪人。"

这句"真是个怪人"，出自熟悉他经历、又难得一见的毛泽东之口，既有惊讶,也有几分无奈。一个做了那么多事的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偏偏选择退到社会的角落，以推拿为生，不主动联系昔日战友和领袖，这样的选择确实有些"反常"。

1961年初，陈赓大将按照指示寻找董健吾，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多年未见，两人再见面时，身份天差地别，一个是身经百战的大将军，一个是默默行医的老推拿师。但从交谈间可以听出，他们之间并没有生疏。军装与旧棉袄的差距，并没有遮蔽过去共同经历的那些风雨。

陈赓紧紧拥抱着这位曾出生入死的战友，感慨万端地说："我这次是受中央负责同志的委托来看望你的……"根据中央的指示，董健吾应聘担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1962年6月，他正式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

可惜，陈赓再也没能看到老战友的新生活。就在会见董健吾后的一个多月，1961年3月16日，陈赓因心脏病在上海病逝，享年58岁。

1970年秋天，斯诺最后一次来中国访问时再次想到了第一个将他引入中国红区的王牧师。此时的"王牧师"已病重在床，奄奄一息。在病榻前，董健吾坚定地说："知我罪我，自有公论。"

1970年12月25日，一个长期战斗在秘密战线上、并且作出卓越历史性贡献的优秀共产党员，就这样黯然谢世了，享年79岁。斯诺没能见到他，成了终身遗憾。

历史是公正的。1978年9月，李维汉亲自证明董健吾的革命经历，使董获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79年，上海市委统战部举行董健吾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纵观董健吾的一生，自小受基督教教义熏陶，青年时代投身反帝运动，中年在军队、情报、保育事业之间来回奔波，晚年却甘于做一名无名推拿师，看上去颇有几分矛盾。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矛盾"，恰恰说明他始终把"做事"放在"被看见"之前。

抗争岁月中，他倾尽家产办幼稚园，把祖产换成了烈士遗孤的口粮；最艰难的时刻，他四处打听，只为找回失散的两个孩子；需要有人出面谈判、护送、奔走时，他愿意以"牧师"这个特殊身份作为掩护，走在隐蔽的道路上。

等到硝烟散去，他把自己从舞台上退了下来，把功劳和光环交给了别人。

关于他的具体生平，后人能够看到的，多是片断式的回忆和零散的档案，但有一点并不模糊：在中国革命那条漫长而崎岖的道路上，这位"红色牧师"确实留下了一串清晰的脚印。

至于他本人为何执意远离喧嚣，只在街巷一角安静谋生，这种选择或许正是那句评价的注脚——在许多人的价值尺度之外，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步伐，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做了一个"真是个怪人"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