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岁程序员高广辉的猝死,曾让全网为他鸣不平。人们痛斥无良公司的压榨,感慨打工人的生存困境,可随着更多细节浮出水面,这场看似清晰的 “过劳死悲剧”,竟撕开了更复杂的人性与现实纠葛 —— 工伤认定难的核心,从来不止是公司的推诿,还有家属与赔偿协议的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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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1 月 29 日,周六。本该是休息日的高广辉,却顶着头晕的不适坐在电脑前,屏幕上是公司 OA 系统的登录界面。这是他当天第五次登录工作系统,身体的警报早已拉响,他却浑然不觉。上午 7 点 15 分,高广辉突然晕倒,伴随尿失禁,意识模糊间,他对妻子杨女士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带上电脑,住院时可能要处理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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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成了全网共情的痛点。谁能想到,一个打工人在生死关头,惦记的还是未完成的工作。救护车抵达医院后,高广辉的手机仍响个不停,工作群消息一条接一条弹出,同事甚至还在拉他进新的项目群。没人知道,这个屏幕那头的年轻人,正躺在抢救室里与死神搏斗。当晚 21 点 09 分,距离医院宣布抢救无效已过去 8 小时,高广辉的微信依旧收到了工作私聊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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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女士在社交平台上的发文,更是戳中了无数打工人的泪点:“你的心跳停了,但工作群还在跳动;你的生命结束了,但项目不会结束。” 死亡证明上的 “阿斯综合征”,直指心源性猝死,结合高广辉长期高强度的工作状态,所有人都默认,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 “过劳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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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法律讲究的是证据链,而非共情。要认定工伤,必须证明高广辉猝死时正在工作。偏偏最关键的证据,就在这里断裂了。杨女士称,事发后拿到丈夫手机时,界面停留在公司 OA 页面,“但我当时很慌张划掉了”;而公司则以 “涉及商业机密” 为由,拒绝提供后台登录日志,也未向人社局提交任何能证明工作内容的记录。没有登录时间,没有工单处理痕迹,哪怕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高广辉的劳累,工伤认定也成了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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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争取权益,杨女士选择在网上公开讨伐,舆论一边倒地指责公司冷血。网友们痛骂资本压榨打工人,呼吁严惩涉事企业,可就在这场声讨愈演愈烈时,凤凰网科技的一篇报道,让事件彻底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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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高广辉去世后的第 6 天,杨女士就与公司签署了一份和解协议。公司出于人道主义,支付了 39 万元抚恤金,协议里明确写着三个条件:这笔钱不构成工伤赔偿;家属领取后不得再主张任何权利;若发表不实言论或负面评价,需支付 50 万元违约金。说白了,这就是一笔 “封口费”。而这笔钱的金额,恰好等同于公司辞退高广辉的 N+1 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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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女士签了字,可这笔钱最终并未全落到她手里。由于高广辉和杨女士没有孩子,赔偿金被他的父母分割,杨女士只拿到了其中的四到六万元。不满于此的她,在一个多月后选择撕破协议,将事件公之于众,试图用舆论倒逼公司和相关部门,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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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局面,早已超出了 “为打工人维权” 的范畴。网上的舆论分成了两极:支持者认为杨女士是 “被迫签字后无奈维权”,毕竟拿到的钱太少,难以慰藉丧夫之痛;反对者则指责她 “拿钱不认账”,既签了协议,又反手爆料,吃相难看。更棘手的是,杨女士现在陷入了两难 —— 工伤认定本就因证据不足难以推进,而她违背协议的行为,让不少律师望而却步,没人敢接这个胜算渺茫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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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闹剧的背后,最让人心寒的,还是高广辉的遭遇。他月薪两万出头,却一个人干着六七个人的活,既要写代码、管项目,还要陪销售见客户。这种 “低底薪 + 高绩效” 的薪酬模式,被劳动法专家称为 “合规性陷阱”,看似合理,实则是把打工人的身体当成了压榨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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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场维权最终走向何方,都改变不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高广辉的生命,永远停在了那个周六的清晨。而他的悲剧,也给所有打工人敲响了警钟 —— 在拼命搞钱的同时,别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至于工伤认定的难,公司的推诿、证据的缺失、家属的拉扯,每一环都成了压垮骆驼的稻草,也让这场悲剧,添了更多无奈与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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