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钥匙”直接进入母系社会内部（考古中国）

宁 超

母系社会这个词，大众并不陌生。课本、纪录片和科普读物中常常提到，史前时期的人类社会曾以母系血缘为纽带。在大众印象里，它几乎像一个确定事实。但如果追问一句：母系社会究竟有没有实证？它在考古材料中如何被识别？答案却并不清晰。

传统考古学可以从墓葬形制、随葬品、聚落布局等线索推测社会组织，但往往难以回答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墓地里的人彼此是什么关系？没有亲属关系作为支撑，关于氏族、婚姻与群体结构的讨论就容易停留在推断层面。也正因如此，“母系社会”虽然被反复提起，但真正能够在史前遗址内部直接验证母系氏族结构的证据并不多。

山东广饶傅家遗址给了我们一次难得的机会。傅家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约4500年。考古发掘显示，这里存在两处墓地，墓葬排列清晰，人骨保存较好。对古DNA研究而言，这类条件并不常见。许多遗址即便出土骨骼，DNA也常被土壤环境破坏而难以提取。傅家遗址的材料保存状况，使我们能够用古DNA这把“新钥匙”，进入史前社会内部，观察过去难以触及的亲缘网络。

研究的出发点很朴素：如果能像现代亲子鉴定那样，通过遗传信息推断个体之间的亲缘关系，那么关于氏族与社会结构的讨论，就能从“可能”走向“可验证”。

古DNA研究过程十分艰难。第一步是严格无污染取样，样品多来自牙齿或颞骨等更易保存DNA的部位；随后在洁净实验室中研磨、提取、建库。古代DNA在时间作用下高度降解，片段短碎、含量极低，还混杂大量微生物DNA。获得测序数据后，还要评估现代污染、识别典型古DNA损伤特征，并进行遗传性别鉴定等。最关键的一步，是通过全基因组共享片段与遗传相似性计算亲缘关系，判断个体之间是否为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或更远的堂表亲关系，从而把史前人群重新“织”成一张可检验的关系网。

当这张关系网逐渐清晰时，最重要的发现出现了：傅家遗址中存在两个边界清楚、长期延续的母系谱系群体。线粒体DNA由母亲传给子女，是追踪母系谱系的重要遗传标记。如果一个社会真实存在以母系为核心的氏族结构，那么在母系遗传标记上往往会呈现稳定聚集，并与其他群体形成分界。傅家遗址的遗传结果符合这一特征，两组母系谱系差异清晰，并在墓地中延续稳定。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界并不意味着隔绝。相反，我们看到他们共享相近的丧葬传统与文化实践，同时通过婚姻与亲缘联系维系为一个整体社区。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内部结构清晰、长期稳定运转的史前共同体，而不是简单的“两个群体碰巧埋在一起”。

这项研究的难点并不完全在于技术。古DNA测序确实需要先进平台与严格流程，但真正困难在于解释：DNA给出的是生物学亲缘关系，而社会结构还包含制度、文化与认同。如何把遗传结果与墓葬布局、随葬组合、空间分区等考古证据严密对应，避免过度推断，同时提出可经验证的解释，是研究最需要谨慎的环节。

傅家遗址研究的意义，不止于证明某个遗址存在母系氏族。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古DNA不仅能回答人群从哪里来，也能深入回答人群如何组织成家庭、氏族与社区。过去，面对史前墓地，我们更多看到沉默的排列；今天，我们有机会看到其中的亲缘网络与群体结构，从而理解史前社会如何维系稳定、形成共同体。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这也是理解社会演化的一把钥匙。社会并非抽象概念，它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及其关系构成。能够在4500年前的墓地中识别母系氏族的边界与联系，意味着我们正在接近一个更真实的史前世界：那里的人们有家族、有婚姻、有共同体，他们的秩序真实存在过，并以骨骼与遗传信息的方式被保存下来，等待今天被重新读懂。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