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拾零】07：北大营往事

　　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对于沈阳北大营，对于那个位于北大营的原大连陆军学院后勤干部训练大队，我素无好感，无论是在军旅日记里还是随笔中，关于它的文字少得可怜。

　　是因为这里是“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镌刻了中华民族深重的灾难和屈辱？还是后勤干部训练大队根本就不像一所军校，无法满足自己对军校的丰富想象和热切渴望？都是，都不是，这种感觉，实在难以厘清。

　　1997年夏，包括两年后，我和我的同学们军校录取通知书和毕业证上，都赫然盖着“大连陆军学院”的大红钢印。可真实情况是，无论是教学安排还是实际运作，后勤干部训练大队与大连陆军学院均无丝毫牵连。

　　这个训练大队的真实叫法，实际是沈阳军区后勤干部训练大队，是沈阳军区后勤部（后改称联勤部）的直属单位。为什么挂靠大连陆军学院？我们这些学员真就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当时七大军区均设有后勤干部训练大队，并且都挂靠所在军区直管领导管理的陆军学院。

　　按照当年的招生政策，后勤干部训练大队属于通用类招生，分数并不比其他正规军事院校低。事实上，我们那一届，报考大连陆军学院定向类招生的战友，录取分数比后勤干部训练大队至少低100分。也就是说，凭成绩，我们这些进入北大营学习的学员，不仅可以被大连陆军学院录取，还完全有资格上更好的军校。

　　想来是虚荣心作祟，尽管明知两者没有什么交集，往家里写信的时候，我们还是把寄信地址大言不惭地写成“大连陆军学院后勤干部训练大队”，以此强调和标榜自己上的是正牌军校而非一般性训练机构。

　　还有更搞笑的，在营区拍照留念时，我们会刻意回避大队门口的部队看守所和不远处的圆柱形巨型天然气储存罐，而是选相对比较宏伟的教学楼。还有的兄弟干脆以营区外的北大营汽车修理厂的广告牌为背景，取景时只留“北大”二字，以此假冒北京大学高材生，并慰藉那颗因招生政策而受到伤害的心灵。

　　这种尴尬的境地，加之陈旧的营区、落后的教学设施，刚报到那几天，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多少有些失落。其中我所在的学员四队有一位分数超过本科线的兄弟干脆走人，毫不犹豫地选择来年再考。

　　环境氛围使然，最初一个月，我们并没有体会到传说中的军校魔鬼训练和变态管理。或者不如说，后勤训练大队的管理并不严格，学习也不紧张，松松散散，平平淡淡，除了耀眼的红肩牌提醒我们是军校学员，真的很难再找到军校的感觉。

　　当然，发红肩牌还是令人兴奋的，这意味着我们从此进入准军官的行列。我所在的学员四中队领导实行人性化人文化管理，发红肩牌那个周末，家或老部队在沈阳的学员，可以请假回去得瑟一圈，让其他中队的兄弟羡慕不已。

　　我们四中队让人羡慕的还不止这事。比如，我们不必花钱统一购买床单、脸盆、杯子、皮靴等生活用品，不必大周末出去挖地沟挣劳务费，不必成天担心队领导找我们麻烦。一到周末，我们还有大彩电可看，武打片、连续剧一个接一个，小日子过得倒也舒坦。

　　也有闹心的事。比如伙食就不咋地，名义上是学员队自行办伙，实际上伙食费却被若干看不见的手控制得死死的，一日三餐清汤寡水，见到点肉星跟发现新大陆似的。

　　当时实行各班轮流帮厨制度，这给兄弟们一饱口福提供了机会。等饭菜熟了，趁监工的战士班长不注意，偷吃两块肉，绝对是学员们心照不宣的秘密。

　　说一个比较夸张的真事。有一回帮厨，做西红柿蛋花汤。一大锅汤做好了，我看稀稀拉拉地漂着蛋花，就问做饭的地方阿姨：“这鸡蛋是不是放得太少了？”阿姨很惊讶：“这还少？我打了两个鸡蛋！平时班长只让放一个。”

　　她口中的“班长”，在训练大队保障分队的一名列兵，一个标准的新兵蛋子，但却掌管着一百多号学员的伙食。我们四队各班轮流到食堂帮厨时，一帮年纪和兵龄都大出许多的老兵，在这个列兵面前老老实实，一口一个“班长”叫着，违心而无奈。

　　听那位阿姨那么讲，我彻底无语。120号人，两个鸡蛋，这哪是蛋花汤？分明就是盐开水嘛。

　　虽然兵龄相对较长，但我们这些学员是不敢和食堂的“列兵班长”理论的。军校无论大小，生存哲学大抵是一致的：战士管吃管喝管军容风纪，教员管成绩管能否顺利毕业，一个比一个牛气，身为学员只能夹起尾巴做人，谁也不敢得罪。从这个意义上讲，“战士是爹、教员是爷、学员是孙子”的说法，还真是很形象也很传神。

　　1997年8月入学，次年7月分配到部队实习，上下两个学期，不到一年时间，我们换了两任队长，闻春江队长和安立石队长，但可亲可敬的周柏宁教导员始终陪伴着我们。正是因为他的善良、包容和坚持，我们四中队的兄弟们才得以安安生生、顺顺利利地度过短暂的军校时光，才没有那么多不舒心的事情。

　　周教导员是军人之后，东北汉子，看似大大咧咧，实则心细如发。他谦称到学员队任教导员之前，从没当过带“长”的官儿，甚至连班长都没干过，好不容易到学员队当主官，队长没当上，依然是个“员”。

　　这或许是实情，但在我们这些学员看来，周教导员实际上很会带兵，尤其懂得以情带兵，懂得体谅学员的疾苦，从不搞吃拿卡要那一套。

　　1998年春节后，大队下放权力，让各学员队真正自行办伙，伙食费怎么花，每天吃什么，全由各队说了算。为了防止出现跑冒漏滴现象，周教导员严格把关，亲自从学员中挑选司务长，成立经济委员会，由学员自己订食谱，自己动手做饭炒菜，保证把每分钱都在学员身上。

　　如此一来，我们四中队的伙食不是一般好，基本上想吃啥就有啥。这和第一学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到天热的时候，每晚每班分一个大西瓜，或一人一根雪糕，或是其它时令水果，我们感觉很爽，其他中队的兄弟自然羡慕不已。

　　有一回，我突发高烧，明明全身是汗，盖了三床棉被还是觉得发冷。当天晚上，得知我没去食堂吃饱，周教导员自掏腰包买来方便面、火腿肠，亲自动手泡好，盯着我吃下去。后半夜见我依然发烧，周教导员赶紧联系车，连夜把我送到202医院，还安排一名学员全程护理。

　　周教导员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带兵不是一门技术活，而是要付出一片真诚，真心真意地对战士好，除此无它。

　　很多年后，周教导员还能记住全队120名学员的名字，甚至谁在哪个城市，哪支部队有我们四中队的学员，他都一清二楚。这源于周教导员对我们的持续关注和关心，也因为我们都愿意和他保持联系，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什么麻烦，都乐于跟这位老大哥讲一讲。每次军校同学回沈阳聚会，周教导员都会作为座上宾身居C位，而我们这帮学员总会趁着酒意反复提及他当年对我们的默默关爱关照。

　　而这，大概也是北大营留给我们120名兄弟最珍贵的财富吧。

　　渝夫2015年5月6日草于辽宁沈阳，2026年1月23日下午完善于天津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