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来中国后发现一个怪事：“土八路”不仅不土，还藏龙卧虎

毛主席称他是“一个高尚的、纯粹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个“他”就是白求恩。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一名外国友人，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抗日前线救死扶伤，最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其实，在来之前，白求恩就已经听了许多关于八路军的传闻：装备落后、条件艰苦，还被外界称为“土八路”。

来的时候他就做好了面对一切艰难的准备，却不曾想，这场中国之行，不仅让他看到了一支军队的风骨，更让他遇到了一位让自己由衷钦佩的同行，一位藏在布衣军装里的医学博士：殷希彭。

1938年，黄土高原的风还带着料峭寒意，白求恩带着满满几箱手术器械，踏上了延安的土地。

抵达延安的第二天晚上，他就见到了毛主席。窑洞之中，没有奢华的陈设，只有一盏油灯映着两人交谈的身影，毛主席对前线医疗的重视、对战士生命的牵挂，让白求恩深受触动。

在延安的日子里，他走遍了根据地的医务所，眼前的景象让这位见惯了战场的医生也心头一震：

手术台是卸下的门板，酒精稀得几乎没有消毒作用，纱布洗了又用，薄得能透光，甚至连缝合伤口的线，都是战士们用棉线搓成的。

缺医少药是常态，一个医生要面对上百个伤员，常常连轴转几十个小时也歇不下来。

但让白求恩意外的是，即便在这样的绝境里，八路军的医护人员也没有一个人叫苦，更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靠着仅有的知识，摸索着救治伤员，眼神里满是执着与渴望。

白求恩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一边争分夺秒地做手术，一边开始为八路军筹措医疗物资，把自己带来的器械悉数捐出，还通过各种渠道从国外联系援助。他心里清楚，光靠自己一个人远远不够，八路军最缺的，是能扎根前线的医疗人才。

于是，培养战地医生，成了他来到中国后，除了救治伤员之外最重要的心愿。

1939年2月，经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批准，白求恩带着医疗小队奔赴冀中军区。当时的冀中，是敌后抗日的主战场之一，军区成立不过半年，战火连天，伤员源源不断送过来，医疗体系几乎是一片空白。

白求恩此行，就是要在这片最艰苦的土地上，搭建起战地救护的防线，更要把自己的医术教给更多人。穿越日军的封锁线，一路晓行夜宿，白求恩的小队终于抵达冀中军区驻地。

这里比延安还要艰苦，临时医务所搭在老乡的柴草棚里，寒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吹得油灯忽明忽暗，伤员们躺在铺着干草的地上，轻声呻吟着。

白求恩没有丝毫迟疑，放下行李就投入了工作，消毒、开刀、缝合，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身边的医护人员围在一旁，目不转睛地学习。

就在白求恩埋头工作的短短几天之后，一个中年男人的出现，打破了他对“土八路”的所有认知。

这人穿着打补丁的粗布军装，裤脚沾着泥土，手上还带着刚给伤员换药留下的碘酒痕迹，走到白求恩身边，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说：“白大夫，我是冀中军区后方医院医务长殷希彭，想和您探讨下伤口感染的控制办法。”

白求恩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在这样的地方，能听到如此标准的英语，更没想到对方一开口，聊的就是专业的医学问题。

他抬眼打量眼前的人，眉眼间透着儒雅，说起病理知识、手术流程，条理清晰，句句切中要害，甚至还能精准说出苏格兰某本外科教材里的案例，这哪里是一个普通的军医，分明是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

一番交谈后，白求恩才得知，眼前这个看似普通的八路军医务长，竟是日本庆应大学的医学博士。

庆应大学与早稻田齐名，是日本顶尖的学府，在那个年代，能拿到庆应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在国内医学界绝对是顶尖的人才。

更让白求恩震惊的是，殷希彭战前是河北省立医学院的病理科主任教授，有自己的实验室，拿着优厚的薪水，过着安稳优渥的生活。

1937年保定失守后，日军听说了这位留日博士的名头，三番五次上门招揽，许以高官厚禄，甚至以武力相逼，想让他为日军服务，都被殷希彭断然拒绝。

他说：“我学医术是为了治病救人，不是为侵略者卖命。”

为了躲避日军的纠缠，他回到老家，直到冀中军区卫生部长张珍亲自登门相邀，他几乎没有犹豫，就收拾起简单的行李，带着家里仅有的纱布、针剂，加入了八路军。

不仅如此，他还动员了自己的同事、学生一同参军，十几名医学专业人才的到来，让冀中军区的医疗力量一下子充实了不少。

听完殷希彭的经历，白求恩心里满是敬佩。他本以为自己只是个来“帮扶”的，却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如此优秀的同行。

这个穿着布衣军装、脚踩布鞋的博士，放弃了一切安逸，选择在战火中救死扶伤，这份勇气与情怀，让白求恩深受触动。

他拉着殷希彭的手说：“我总算找到知音了，原来这里藏着这么多有学问的人，说八路军是‘土八路’，实在是大错特错。”

从那以后，白求恩和殷希彭就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更是惺惺相惜的知己。两人一个有着丰富的占地医疗经验，一个有着扎实的医学理论功底，配合得天衣无缝。

他们一起在柴草堆里做手术，一起给医护人员讲课，一起探讨如何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提高救治率。没有橡胶手套，他们就把羊肠衣煮沸消毒后代替；没有足够的酒精，就用高粱酒蒸馏提纯；没有专业的解剖模型，就用锯开的牛骨、手绘的图纸教学。

冀中的日子，艰苦却充实。白求恩发现，殷希彭的身边，还聚集着不少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留德的药理学家、协和毕业的妇产科医生、燕京大学的高材生……

他们都放下了自己的身份，穿上军装，扎根在敌后战场，用自己的知识为抗战出力。这些人，让白求恩彻底改变了对八路军的看法，他曾说：

“这里的人才密度，比我在加拿大见过的任何一支医疗队都高，他们放弃了优渥的生活，选择为信仰而战，这种精神，让我无比敬佩。”

1939年夏天，白求恩和殷希彭一拍即合，决定在晋察冀根据地创办一所卫生学校，为八路军培养更多的战地医疗人才。

学校的条件简陋到了极致，教室是破旧的窑洞，课桌是土坯搭成的，教材是两人亲手编写、手抄油印的，就连粉笔，都是用石灰石磨成的粉制作的。

白求恩负责制定教学大纲，讲授外科实操和战地救护知识，殷希彭则负责病理、解剖等理论课程，还提出了“基础服从临床、临床服从战争”的办学方针，根据前线的实际需求，针对性地教学，让学员们能快速上手，奔赴前线。

第一批学员里，干什么的都有，有骡夫、有农民、有识字不多的年轻战士，最高的学历也不过是初中，但他们的学习劲头却十足。

白天跟着老师做手术、学包扎，晚上在油灯下背知识点、记笔记，短短几个月，就有好几十名学员能独立完成截肢、剖腹等基础手术，根据地的伤员截肢率、死亡率大幅下降。

看着这些年轻的学员快速成长，白求恩和殷希彭心里满是欣慰，他们知道，自己播下的种子，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然而，战火无情，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1939年10月，摩天岭战斗打响，白求恩在前线为伤员做手术时，不小心被划破了手指。当时前线缺医少药，没有抗生素，伤口很快就感染了，高烧不退，病情迅速恶化，发展成了败血症。殷希彭守在白求恩身边，用尽了一切办法救治，却始终无力回天。

这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唐县黄石口村病逝，年仅49岁。

临终前，他把殷希彭叫到床边，把自己所有的医疗资料、手术器械都托付给了他，用微弱的声音说：“这些东西交给你，我放心。一定要把学校办下去，培养更多的医生，救更多的战士。”

殷希彭握着白求恩冰冷的手，泪流满面，重重地点下了头。

白求恩的离去，让殷希彭悲痛万分，但他没有时间沉浸在悲伤里。前线的伤员还在等着救治，卫生学校的学员还在等着上课，他接过白求恩的担子，扛起了战地医疗教育的大旗。为了纪念白求恩，这所卫生学校被正式命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殷希彭成了学校的校长。

此后的日子里，殷希彭带着学校的师生，跟着部队转战南北，日军的“扫荡”来了，他们就把教材藏在药箱里，把器械埋在地下，抬着伤员转移，等到了安全的地方，搭起黑板就继续上课。

条件再苦，殷希彭也没有放松教学要求，他教课认真，督导严厉，每个包扎动作、每个手术步骤，都要求学员们烂熟于心，错一次就全员重练。他常对学员们说：“你们手里的手术刀，和战士手里的枪一样重要，多学一点本事，就能多救一个战友。”

在战火的洗礼中，白求恩卫生学校培养出了上千名军医，这些学员奔赴各个抗日战场，成了战地救护的中坚力量，拯救了无数战士的生命。

而殷希彭在为抗战培养医疗人才的同时，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承受的代价。他的两个儿子，都为国捐躯了，家人也因为他参加了八路军，成了日军和汉奸的重点针对对象。

新中国成立后，殷希彭依旧坚守在医疗岗位上，先后担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部长、第一军医大学校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等职，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新中国为数不多的“博士将军”。

他始终没有忘记白求恩的嘱托，也没有忘记自己投身医疗事业的初心，在任期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航空医学系和防原子放射医学系，培养了一大批顶尖的医疗人才，为新中国的国防医疗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4年12月，殷希彭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

聂荣臻元帅亲自出席了他的追悼会，送别这位并肩作战的老战友。追悼会上，来了很多人，有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学生，有被他救治过的老战士，有他培养出来的医学专家，这些人，都是他一生奉献的最好见证。

如今再看那段烽火岁月，白求恩从遥远的加拿大来到中国，用手术刀为武器，与中国人民并肩抗敌；殷希彭放弃优渥生活，身着布衣军装，在战火中坚守医心。

他们一个是国际主义战士，一个是中国的医学博士，在冀中的黄土大地上相遇，用医术拯救生命，用信仰点燃希望。他们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