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在延安折腾了一年，四个旅长被活捉，还闹出了三个大笑话

1950年，台北。

胡宗南刚把悬着的心放回肚子里，寻思着这下能在岛上过几天安生日子了，结果一个惊天大雷就在他脑门上炸开了。

一份联合弹劾案摆上了台面，四十五个“监察委员”签了大名，那架势，恨不得把胡宗南给撕了。

千言万语汇成一个意思：这人必须死，不死不足以平民愤。

让你守的大西北，丢得连个渣都不剩。

你要是还能活，这国家还有法度吗？”

说得再直白点：花了国库那么多银子，兵让你败光了，地让你丢完了，你这种败家子不枪毙，老天爷都看不下去。

按道理讲，把西北那一大摊子家业全败光，几十万精锐打没了，拉去刑场枪毙个三五回都不嫌多。

可偏偏蒋介石最后的批示，让所有人下巴都掉在了地上：不送军法处。

这就有点意思了。

老蒋为啥护着胡宗南？

是看在师生情分上？

还是因为他是自己最得意的门生？

这都没说到点子上。

真正的原因，说出来可能有点荒唐：蒋介石是不敢杀。

真要把胡宗南推上审判台，把他当年在陕北那点“丰功伟绩”抖搂出来，大伙儿立马就能看明白，这哪是胡宗南一个人在撒谎，分明是老蒋陪着他一块儿演双簧。

这一出将帅合伙忽悠天下的荒诞剧，还得把日历翻回1947年的黄土高原。

那会儿，胡宗南正蹲在一个两难的岔路口上。

1947年3月，他手里攥着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大军，气势汹汹地要去端人家的老窝延安。

3月19日，他还真就进城了。

可进了城他才发现，这买卖亏大了。

人家主力早没影了，留给他的就是一座空荡荡的死城。

城是占了，可这个烫手山芋怎么拿？

怎么跟南京汇报？

怎么跟全国吹嘘这个“史无前例的大胜”？

摆在胡宗南跟前的就两条道。

第一条道：有一说一。

跟老蒋交实底，说这就是个空城计，主力还在，硬骨头还在后头，咱得小心点。

第二条道：接着演。

把空城计说成是攻坚战，把扑个空说成是大捷，把这尴尬的局面包装成盛大的庆功宴。

胡宗南连想都没想，一脚踏上了第二条道。

为了把这场戏做足，他愣是整出了一整套“宣发道具”。

4月6日，陕西省党部有个叫杨玉峰的委员，作为“延安参观团”的一员，兴冲冲从西安赶过来。

他本来以为自己是来见证历史时刻的，到了地头才明白，自己就是个群演。

胡宗南给他们准备的第一出折子戏，叫“万民伞”。

这玩意儿那是旧社会的把戏，老戏台上常见，老百姓感激清官，就送这么个东西。

胡宗南估计是曾国藩的家书看多了，非得在延安也复刻这么一出。

他的逻辑很感人：我把延安“解放”了，那老百姓不得“感恩戴德”吗？

可真干起来就露馅了——满大街找不着一个愿意送伞的延安人。

别说延安本地人了，就是想找个愿意配合的陕西老乡都费劲。

这下难办了。

戏台子搭起来了，照相机架好了，伞都撑开了，没人送怎么办？

胡宗南手底下的人脑子转得快，出了个“高招”：造假。

杨玉峰在现场亲眼目睹了一场让人笑掉大牙的闹剧：

会场布置得那叫一个气派，长条桌摆着，烟酒糖茶供着，那把巨大的“万民伞”就立在边上。

按剧本走，这会儿该有一位陕北妇女界的代表上来，讲两句感言，然后献伞。

当时现场还真有一位地道的陕北绥德女子李如梅，可人家把身子死死定在椅子上，说什么也不肯起来配合。

最后谁上的场呢？

一个叫吴冰心的安徽女人。

这位吴女士是啥来头？

她是西安绥靖公署政工处的一个科员。

一个安徽籍的女军官，硬充陕北妇女代表，给胡宗南献伞。

这画面太有冲击力，连胡宗南自己都觉得没脸看。

据杨玉峰回忆，当时胡宗南“手托着下巴，坐在边上一声不吭”。

他能说啥？

戏是他让演的，穿帮了也得硬着头皮受着。

这种尴尬劲儿一直熬到最后。

参观团那帮人吃饱喝足了，觉得不说两句好听的实在过意不去，就开始瞎捧，把胡宗南比作范仲淹、韩琦，甚至还有人喊起了“万寿无疆”。

这下胡宗南彻底坐不住了。

答谢词也没法说，送客也不好送，最后只能“仰天干笑两声，扭头钻进了里屋”。

二十个外地人代表延安百姓献伞，收伞的主角尴尬得只能傻笑。

这哪里是庆功会，简直就是一场滑稽戏。

但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既然是打仗，那就得有战利品。

既然占了人家老巢，那就得有俘虏。

胡宗南拍板的第二个决策，就是在“战果”上注水。

参观团在延安那几天，每天后半晌都能看见一队荷枪实弹的大兵，押着二三十号“俘虏”在大街上游行示众。

杨玉峰眼尖，看出了猫腻。

这些“俘虏”没一个穿军装的，全是老百姓打扮，队伍里甚至还夹杂着老头和娃娃。

巧的是，杨玉峰在队伍里瞅见个熟人——他的小老乡，二十出头的货郎朱三虎。

杨玉峰托人把朱三虎捞了出来，一盘道才知道，这位“共军俘虏”连枪都没摸过，就是在大街上摆摊做买卖时被抓壮丁抓来的。

朱三虎说了句大实话：“你看看那里面，全是老汉和病娃，哪来的兵？”

但这戏还得往下唱。

胡宗南觉得光抓小兵不够劲爆，得有“高级将领”才行。

于是，一个叫韩继恩的角色粉墨登场了。

胡宗南把他包装成被俘的高级指挥官，安排他跟参观团见面说话。

结果这哥们儿一开口就把底裤都露出来了。

这位所谓的“高级干部”在做报告前，提的头一个条件居然是：能不能先给口大烟抽？

在延安那个环境里找个抽大烟的干部，那比大海捞针还难。

台底下的参观团想笑又不敢笑，憋得难受。

杨玉峰为了试探真假，故意问这个自称“绥德人”的韩继恩，认不认识几个绥德当地的名流，还提了几个姓韩的大户人家。

韩继恩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问三不知。

这说明啥？

说明这就是个连功课都没做足的骗子，或者是早就叛变、脑子已经被大烟烧坏了的废料。

可胡宗南不在乎这个。

在这一连串的造假狂欢里，胡宗南自我感觉好到了极点。

他甚至开始动起了改地名的心思。

就像古代皇帝登基要改年号一样，胡宗南觉得“延安县”这三个字配不上他的赫赫战功，想改成“宗南县”。

陕西省主席熊斌是个机灵人，一听这话，立马要在西安搞个盛大的中外记者招待会，还要组织记者团去实地采访这个即将诞生的“宗南县”。

要不是后来局势崩得太快，中国地图上没准真能多出这么个怪胎地名。

就在胡宗南忙着看安徽女人献伞、审问那个烟鬼俘虏、琢磨着给自己冠名县城的时候，真实的战场上是个啥光景呢？

那是一本血淋淋的烂账。

就在他在延安折腾的那一年里（1947年3月到1948年4月），他的家底正在被一层层剥掉。

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让人家包了饺子，旅长李纪云被抓；

一三五旅在羊马河全军覆没，旅长麦宗禹被抓；

一六七旅在蟠龙被一锅端，旅长李昆刚被抓；

二十四旅在宜川被打光，旅长张汉初被抓。

这一连串的“全歼”和“被俘”，每一个词背后都是成千上万条人命。

最惨的时候是1948年2月。

胡宗南下令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勘，带着四个旅去救宜川。

结果在瓦子街，刘勘一头撞进了伏击圈。

整整两天的血战。

当时任整编九十师六十一旅少将旅长的邓若愚后来回忆：刘勘那点人马一个都没跑掉。

三十一旅旅长、四十七旅旅长李达、五十三旅副旅长韩指钺全被打死了。

军长刘勘、师长严明，最后也死在了战场上（也有说是自尽的）。

这是个什么概念？

不到一个月工夫，三个旅一万五千号人，没了。

半年时间，一个整师、五个整旅、九个整团，三万多精锐，从花名册上消失了。

这边是前线死人堆成山，那边是延安城里歌舞升平献万民伞。

这种巨大的反差，胡宗南能没感觉吗？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但他停不下来。

他甚至还活在某种幻想里，企图用官帽子去收买对手。

杨玉峰回忆，胡宗南曾让他写信去“策反”延安的高层领导。

胡宗南开出的价码挺“大方”：“像高岗，给他个军长干干；那位彭老总的副手，给个专员当当，这总行了吧？”

杨玉峰听了差点没笑出声来。

人家那是跟整个国民党争天下的气魄，你拿个军长、专员就想打发了？

这都不光是狂妄了，这是政治上的幼稚病。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为啥到了台湾，胡宗南还能保住脑袋？

因为这出戏，不是他一个人在唱。

玩了一辈子权术的老蒋，心里比谁都清楚。

但他太需要这场“胜利”了。

哪怕是注水的，只要报纸登了，只要声势造起来了，对他来说就有用。

所以，当杨玉峰把这些烂事抖出来，当四十五名监察委员喊打喊杀的时候，蒋介石选择了装聋作哑。

杀个胡宗南容易，可杀了他，就等于承认1947年的“延安大捷”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等于承认国民党最后那点遮羞布都是纸糊的。

这个脸，老蒋丢不起。

所以，胡宗南必须活着。

他的苟活，掩盖的是整个统治集团在垮台前夕那种自欺欺人的荒唐。

那个所谓的“宗南县”，那个抽大烟的“俘虏”，那个安徽籍的“陕北妇女代表”，最后都成了历史书里的笑话。

而在这些笑话背后，是在瓦子街、在蟠龙、在青化砭稀里糊涂送掉性命的数万士兵。

这笔账，那才是真的算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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