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那些狭窄的过道里，总能撞见一出怪戏。
一帮子以前统领过千军万马的大将，平时走路带风，可一旦瞧见某个影子晃过来，立马就像撞见了恶鬼，掉头就跑，恨不得多生两条腿。
让这帮人心惊胆战的那位，名叫董益三，以前是军统局电讯处的少将副处长，后来在第十五绥靖区二处当少将处长。
在这高墙之内，大伙送了他个要命的绰号：“瘟神”。
这事儿其实挺稀罕。
照理说，虽说大家以前山头不同，但在这种谁都心里没底的高压锅里，本能反应都是抱团取暖。
就连沈醉那种以前把朋友卖了的主儿，后来都能跟被他坑进去的徐远举、周养浩把酒言欢。
唯独这董益三，活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凭啥？
就凭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台没有感情的“计算器”。
在那样的绝境里，他下了一步狠棋，这一步让他成了孤家寡人，但也确实让他换来了所谓的“积极表现”。
他嘴边常挂着这么一套嗑，把他的活法说得赤裸裸：“龙走龙道，虾走虾道。
杜聿明那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有个叫杨振宁的女婿；郑庭笈背后站着傅作义，有糖吃。
我呢？
两眼一抹黑，只能靠打小报告混口饭吃。”
这话乍一听挺凄凉，可你要是把他走的每一步棋摊开了看，就会发现，这人所有的“狠毒”，都是在算盘上扒拉得明明白白的。
董益三心里的第一笔账，盘算的是手里的“筹码”。
进了这大门，虽说大家都顶着战犯的帽子，但这隐形的“含金量”可是天差地别。
杜聿明那是头面人物，加上那层亲戚关系，统战价值高得吓人；郑庭笈的老上司是起义功臣，有人罩着；哪怕是邱行湘这种没根基的，胜在年轻力壮，靠卖力气干活也能在管教面前讨个好脸。
轮到董益三呢？
论出身，他是搞特务的。
在国民党那套鄙视链里，特务属于“家奴”，正规军压根瞧不上眼。
论底色，他是戴笠的铁杆，手底下血债累累，还没人愿意保他。
摆在跟前的路就剩下两条：要么学黄维，把脑袋别裤腰带上顽抗到底，等着坐穿牢底；要么换个活法。
他眼珠一转，选了第二条：既然没靠山，那就把身边这帮难兄难弟当成垫脚石。
头一个倒霉的，就是黄维。
黄维这人是个死脑筋，骨头硬，脾气比茅坑里的石头还臭。
有一回，这老兄把苏联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撕了几页当手纸擦屁股。
这事儿往小了看，是不讲卫生；往大了看，那就是对改造态度的公然挑衅。
董益三眼都没眨，转头就捅了上去。
这还不光是动嘴皮子，简直就是阶级清算。
在那次冲突里，身为副组长的董益三不光骂了，还动手了。
后来黄维回忆起来，说自己被打得满脸是血。
这一拳头下去，就是董益三递上去的“投名状”。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揍一个死不悔改的“头号顽固分子”，在这种环境下，那就是跟反动阵营彻底决裂的最佳证明。
他这是拿黄维的血，给自己的前程染红。
要是说整黄维还带点“特务报复正规军”的私人恩怨，那他反手举报沈醉这事儿，就把他骨子里的冷血暴露无遗了。
沈醉是谁？
那是他以前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老相识，老铁。
俩人都在军统混过，谁屁股上有几颗痣都清楚。
沈醉后来在书里说董益三：“好听点叫‘穷且益坚’，难听点就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可在董益三这儿，多深的交情在“特赦”这个大画饼面前，连个屁都不是。
事儿出在一个晚上。
沈醉做了个梦，梦见自家媳妇了，醒来发觉内裤湿了一块。
这种既私密又丢人的事，沈醉只能趁着夜深人静，偷偷摸摸去厕所搓洗。
这原本就是大活人的生理现象，跟政治立场扯不上半毛钱关系。
偏偏在董益三眼里，这就是情报。
特务的职业嗅觉告诉他：在这高墙里，哪有什么隐私，全是把柄。
他跟猎狗似的闻到了味儿，扭头就跟管理人员打了小报告。
后果那是相当惨。
宋希濂为此专门开了个批斗会，把沈醉整得那叫一个惨，最后逼得没办法，当众发毒誓：“那天我梦的真是我老婆，要是撒谎，天打五雷轰！”
至于做得这么绝吗？
还是为了那笔账。
董益三得时刻证明自己是“自己人”。
当手里没有大功劳可立的时候，就连老战友的一条脏内裤，都能变成他邀功请赏的筹码。
这一手，直接把战犯之间那点最后的默契给砸得粉碎。
大家互相揭发罪行也就罢了，谁能想到连人性的遮羞布都能给扯下来。
董益三不但扯了，还上去踩了两脚。
故事要是只讲到这儿，董益三顶多算个讨人嫌的小人。
但他最狠毒的一刀，捅向了对他有恩的人——康泽。
这一刀，直接把俩人的命运劈向了两个极端。
但在怎么对待老上级这事儿上，俩人简直是云泥之别。
杜聿明能不能出去，卡在两个要命的罪名上：一是淮海战场放毒气；二是杀了七个武工队员。
他以副参谋长的身份，主动替杜聿明扛雷作证：“那七个人是我放的，全须全尾；毒气弹是南京空军扔的，跟老杜没关系，我们手里压根没那玩意儿。”
杜聿明感动得眼泪哗哗流：“你这是救了我的命啊。”
再看董益三对康泽。
康泽对董益三是有提携之恩的。
戴笠一死，军统内部大洗牌，董益三没人疼没人爱。
是康泽念着旧情，特意点名把他拉到第十五绥靖区当处长。
上任那天，康泽握着他的手说：“咱俩现在是同事，将来还得是同事。”
谁承想，这句“将来也是同事”，真就在战犯管理所应验了。
当康泽面临审查的时候，董益三干了啥？
在这份材料里，他轻描淡写地扔了个重磅炸弹：“康泽用对付樊城西门外民房的老套路，拿黄磷弹把襄阳南门外挨着城墙的民房烧了个精光。”
就这一句话，就把康泽针对平民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罪名给坐实了。
这还没完。
为了彻底把康泽踩死，董益三连几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都翻出来了。
当时康泽缩在角落装醉，其实偷偷开了口袋里的窃听器。
半个月后，那录音就摆在了蒋介石的桌子上。
这一招太毒了。
这不光揭了康泽的反动老底，更是在道德层面上把康泽钉在了耻辱柱上——这就是个连同学酒后胡话都偷录的卑鄙小人。
在这个节骨眼上，董益三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康泽是大特务头子，罪孽深重，特赦名额就那么几个。
要是康泽出去了，自己这种“小虾米”啥时候才能轮得上？
只有踩着大鱼的尸体，小虾米才能浮出水面透口气。
结果证明，他算准了。
董益三在1960年第二批就拿到了特赦。
而被他揭发得体无完肤的康泽，一直熬到1963年第四批才勉强获释，身心俱疲。
回头再看，董益三算赢了吗？
从功利的角度看，他赚了。
他比康泽早自由了整整三年，比那些硬骨头都走得早。
他那套“龙走龙道，虾走虾道”的理论，看来是真灵验。
可换个角度看，他输得底裤都没了。
黄济人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里写得特别传神：在功德林的胡同里，战犯们躲他就像躲瘟疫。
这叫什么？
这就是社会性死亡。
杜聿明记着他的义气，共产党干部佩服他的骨气。
而董益三，虽然早早迈出了监狱大门，但他把自己的脸面和脊梁骨，永远扔在了那个洗内裤的夜晚，和那份出卖恩人的材料里。
他费尽心机证明自己是一只“聪明的虾”，却忘了，当潮水退去，滩涂上晒得最干、死得最惨的，往往就是这种没骨头的生物。
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挺幽默。
那个被他扇耳光的黄维，虽然改造最慢，最后一批才出来，但直到今天大伙提起黄维，还得竖大拇指说句“这人是条汉子”。
可一提董益三，大伙能记住的也就那句：
“离他远点，那是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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