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伊朗与以色列从盟友走向死敌的？

2025年，当伊朗与以色列互放狠话，摆出一副不惜爆发全面战争的态势时，你是否对这两个不接壤的国家走到战争边缘的现状感到奇怪？从地理上讲，属于中东板块的以色列与位于中东和中亚板块交汇处的伊朗并非邻国。

从文化与宗教层面来看，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与信奉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波斯人，不仅在历史上并无深层积怨，甚至还拥有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这一共同对手。为何曾是犹太人“救世主”的伊朗，如今却成为中东反犹阵营的核心力量？这种敌对关系的本质，实质上是各方势力各怀鬼胎、刻意推动的一场政治表演。

在之后的两集中，我将详细讲述以色列与伊朗如何从友好民族与亲密盟友，一步步走向不共戴天的死敌。今天的内容，要从两个民族两千多年前的一段往事说起。

纵观历史，伤害过犹太人的民族不计其数，而真正保护过犹太人的民族却屈指可数。幸运的是，生活在伊朗高原的波斯人，是犹太人周边邻居中唯一一个不仅没有伤害过他们，还对犹太人的存续施加过诸多积极影响的民族。

公元前7世纪末，曾经主宰西亚的亚述帝国分崩离析，新兴的新巴比伦帝国与埃及在地中海东岸争夺霸权。地处两者之间的犹太人国家犹大王国，不幸沦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公元前597年，犹大国王约雅敬屈服于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为削弱犹大国的实力，尼布甲尼撒二世将约雅敬王室的大部分贵族、官员、工匠及精英阶层约一万人掳至巴比伦。在后续的冲突中，他又率军攻破耶路撒冷，摧毁了犹太教信仰的核心圣地第一圣殿。这场浩劫是犹太人历史上最惨痛的记忆之一，也让犹太人陷入了“巴比伦之囚”的苦难境地。

当时的犹太人无力反抗新巴比伦王国的统治，直到五十年后，东方的波斯人居鲁士迅速崛起。他以惊人的速度建立起庞大的阿契美尼德帝国，兵不血刃地进入巴比伦城，终结了新巴比伦帝国的统治。建立起庞大帝国后，居鲁士大帝以解放者的姿态，下令让美索不达米亚各城邦流离失所的居民返回家园、重建神庙。

对于犹太人，他不仅允许其返回故土，还下令归还被尼布甲尼撒二世从圣殿掠夺的数千件金银器皿，甚至动用国库资金资助犹太人重建圣殿。波斯人不仅彻底解放了“巴比伦之囚”，在其宽容的民族政策庇护下，犹太人成功重建了第二圣殿，并迎来了长达数个世纪的黄金发展期。

你可能会说是又在讲远古的传说，但这段被《希伯来圣经》《圣经·旧约》以及居鲁士铭文共同印证的历史，不仅证明了波斯人是历史上少数对犹太人友好的民族，且在之后的两千多年里，波斯人也从未对犹太人实施过大规模系统性迫害。

“巴比伦之囚”被解放后，伊朗高原地区的王朝虽历经千年更迭，但只要是波斯人建立的政权，犹太人的生活都相对安稳。正因波斯人的庇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犹太人与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命运截然不同：后者在罗马帝国的迫害下，再度开启了流浪之路；而前者则在两河流域定居，并花费数个世纪编撰完成了《巴比伦塔木德》这部巨著。

即便在伊斯兰教崛起并彻底征服伊朗的时代，两河流域与伊朗高原的犹太人，也从未像他们在欧洲的同胞那样遭遇大规模屠杀与驱逐。事实上，正是基于这种延续数千年的友好合作背景，二战后至伊斯兰革命前，伊朗与以色列发展出了一段极为密切、堪称盟友的关系。

因爱而生的恨，往往比单纯的仇恨更具杀伤力，因为最了解你的人，总能给予最致命的打击。如今以色列能对伊朗造成巨大牵制，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二战后两国的亲密关系，让彼此成为了最熟悉对方的存在。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在外交上陷入了被阿拉伯国家包围的绝境。为保护这个新生的国家，除了坚定依附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阵营，以色列国父大卫·本-古里安还提出了著名的“外围联盟战略”。这一战略主张联合环绕在阿拉伯国家外围的非阿拉伯国家，对阿拉伯世界形成反向包围，而伊朗正是该战略中最关键的一环。

与此同时，亲西方的巴列维王朝也希望通过支持以色列，强化自身在美国眼中的战略地位。在历史情谊与现实利益的双重驱动下，1950年3月，伊朗成为继土耳其之后，第二个承认以色列的伊斯兰国家。以色列随即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设立常驻代表团，该代表团的规模、人员配置及实际功能，均与完整的大使馆无异。

在这个外交机构的斡旋下，包括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国防部长、传奇军事指挥官摩西·达扬，以及后来的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在内的几乎所有以色列核心决策者，都曾与德黑兰建立过秘密联络渠道。当时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与巴列维王朝的安全组织萨瓦克，也存在包括情报共享在内的深度合作。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今伊朗用于袭击以色列的导弹、用于威慑以色列的核技术基础，以及以色列用于反击伊朗的部分导弹技术，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两国当年紧密合作的遗留产物。

以色列建国初期，伊以两国的亲密外交关系最初仅建立在“反阿拉伯”这一共同目标之上。中东战争期间，埃及曾封锁了对以色列至关重要的苏伊士运河。为摆脱这一困境，以色列一方面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强化对西奈半岛的控制，另一方面开始寻求一条绕过苏伊士运河的贸易转运通道。

当时的伊朗同样有绕开埃及控制区域的需求。自20世纪中期起，位于波斯湾北岸的伊朗便成为世界主要产油国之一，而其石油大部分需经由苏伊士运河运往欧洲。两个对新商路有迫切需求的国家一拍即合，1968年，双方在瑞士注册成立了合资公司泛亚石油公司，并着手在以色列境内修建一条直径42英寸、全长254公里的大型输油管道。

管道建成后，被命名为“埃拉特-阿什凯隆管道”：一方面作为伊朗石油输入以色列各城市的通道，另一方面在以色列北端的阿什凯隆港，以色列借助这条管道承担起伊朗石油向欧洲转运的任务。这条管道最终成为两国非正式联盟的经济支柱与战略粘合剂，也让巴列维国王敢于向以色列提出更多合作诉求。

时间来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伊朗发展核武器的雄心受到美国技术封锁时，巴列维国王主动向以色列提议，希望借助以色列先进的核技术与导弹技术增强本国国防实力。得益于两国此前的亲密关系，经过简短谈判，以色列便背着美国秘密答应了伊朗的请求，启动了名为“鲜花工程”的技术输出项目。

该项目于1976年秘密开展，为伊朗培养了大批导弹与核工业技术人才。作为回报，以色列一方面通过双方共建的输油管道获得了大量伊朗能源援助，另一方面还通过该项目获得了伊朗提供的巨额直接经济支持。若历史按此轨迹发展，如今的伊朗或许早已成为与以色列一样、事实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1978年，什叶派教士主导的伊朗内部动乱愈演愈烈，到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离开伊朗前往埃及，延续2500年的君主制在伊朗彻底终结。对于以色列而言，伊朗伊斯兰革命虽彻底改变了伊朗的政治格局，却并未改变两国的地缘处境，什叶派掌权的伊朗与以色列，仍拥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这一共同敌人。因此，以色列起初并未彻底断绝与伊朗的关系，美国卡特政府也试图与伊朗新政权建立接触。

但令人意外的是，即便对伊朗而言，与以色列维持良好关系无疑是一笔极具价值的外交资产，可霍梅尼回到伊朗掌权后，却决绝切断了与以色列的一切外交联系。他不仅将以色列称为“追随美国的小撒旦”，还极具侮辱性地将以色列驻德黑兰代表处大楼，高调移交给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态度突变，正是两国如今敌对关系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