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小国以色列，为何敢为所欲为，想打谁就打谁？

自以色列建国至今的70余年里，这个无论人口还是面积都在中东位居倒数的小国，不仅动辄大打出手，其斩首突袭能力更是冠绝区域。为何以色列能在中东随心所欲地发动攻击，却始终未遭对等反噬？今天我们就来探析“强硬派”以色列背后的行为逻辑。

在西方主导的舆论体系中，恐怖主义被视为当今世界和平的头号威胁。然而，西方媒体曝光的多数恐怖组织，虽手段极端、不人道，却战绩平平，往往无力扭转整体战略态势。若单从突袭战绩来看，以色列无疑是无可争议的“宗师级”突袭专家。以色列的突袭主要分为三类，且每一类都有堪称经典的成功案例。

第一种是类似“偷袭珍珠港”的不宣而战模式。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空军在未进行政治宣战的前提下全员出动，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动毁灭性突袭。此次行动仅用数小时，便摧毁了埃及空军绝大部分作战飞机，彻底夺取了阿拉伯国家的制空权。随后，以色列凭借空中绝对优势，令地面部队在6天内击败埃及、约旦和叙利亚联军。这场不宣而战为以色列奠定了延续至今的战略优势，不仅彻底粉碎了埃及主导中东统一的进程，也使叙利亚长期受制于以色列的地形压制。

以色列的第二种突袭，是对包括核设施在内的战略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这一领域最经典的案例，便是针对伊拉克的“巴比伦行动”。1981年6月7日，以色列空军派出8架F–16和6架F–15战斗机，长途奔袭1100公里，在无空中加油的情况下，以超低空飞行规避雷达监测，成功轰炸并彻底摧毁了伊拉克奥斯拉克核反应堆。整场行动精准迅速，不仅成为“外科手术式”打击的标杆，更为以色列及全球其他国家提供了快速突袭的完美模板。

以色列的第三类突袭争议最大，即对敌国重点人物的定点清除。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为报复慕尼黑奥运会上以色列代表团遇袭事件，以色列启动了代号“上帝之怒”的刺杀行动，耗时近10年，通过邮件炸弹、电话炸弹、直接射杀等多种方式，在欧洲和中东多地刺杀了多名目标人物。1988年，以色列总参谋部直属侦察营成员乘坐橡皮艇，从海上登陆千里之外的突尼斯，突袭了巴解组织二号人物阿布·杰哈德位于突尼斯的住所，并在其家人面前将其射杀。

与前两种突袭相比，以色列针对敌国高级政客、科学家的刺杀频率更高。这份“死亡名单”上，还包括1996年遇害的哈马斯首席炸弹制造专家叶海亚·阿亚什、2018年遇害的黎巴嫩真主党全球安全主管伊玛德·穆格尼耶、2020年遇害的伊朗首席核科学家穆赫辛·法赫里扎德，以及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后，哈马斯与真主党多名高层人员。

上述一系列辉煌战果，让以色列国防军在上世纪便跻身全球顶尖军事力量之列。若将以色列的突袭能力与恐怖组织对比，即便是基地组织，在其高效与精准面前也相形见绌。然而，支撑这份战绩的，仅是以色列不足两个北京市面积的领土和不到千万的人口。以色列为何能为所欲为，且突袭成功率极高？

第一个原因，在于以色列国防军的“基因”，其本质上是当今诸多极端组织的“源头范本”。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社区为自卫及实现建国目标，组建了多个准军事民兵组织。这些组织规模与装备有限，但手段残忍暴力，且各自形成了完整的袭击逻辑。

其中，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主力的“哈加纳”组织，强调主动防御与先发制人，信奉“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而从哈加纳分裂出来的右翼激进组织“伊尔贡”，理念更为极端，专门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发动袭击，以此制造恐慌、施加政治压力。1946年，以色列建国前，伊尔贡便策划了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爆炸案，造成91人死亡。即便与如今公认的恐怖组织相比，伊尔贡也属极端派系，其内部更孵化出了更为激进的“莱希组织”。与哈加纳、伊尔贡既反阿拉伯又反纳粹的立场不同，莱希组织诞生之初竟试图联络正在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德国，其核心目标便是通过刺杀搅动地区局势。在成立至以色列建国的短短10年间，莱希组织成功刺杀了英国驻中东大臣莫因勋爵、联合国调停大使贝尔纳多特伯爵等关键人物。

按常理，以色列建国后，这些极端组织本应解散，尤其是莱希这类恐怖组织，绝不应被纳入新政府体系。但为抵抗来势汹汹的阿拉伯联军，以色列建国后，哈加纳、伊尔贡直接转型为以色列国防军，莱希组织高层也摇身一变，成为以国防军军官。在联手打赢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不仅不认为恐怖袭击存在负面影响，反而将其视为达成政治目标的必要手段，军队建设也围绕这一核心展开。上世纪50年代，前哈加纳指挥官、后来的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创立了专门执行秘密突袭任务的101部队，该部队的后继者成为以色列突袭行动的核心力量。同时，以色列围绕特种部队，构建了以摩萨德、辛贝特、阿曼为核心的情报网络。这套体系让以国防军成为一支高效的突袭力量。

不过，恐怖袭击本是一把双刃剑，尤其以国家为主体实施时，极易招致大规模报复。以色列能70余年不间断发动突袭，另一关键原因在于：它在达成全部战争目标的同时，从未遭遇对等反噬。1967年突袭埃及虽为以色列带来巨大战略优势，其贪婪也直接引发第四次中东战争，但埃及军队模仿以色列发动的突袭，并未对以色列造成同等伤害。针对战略设施的袭击，以色列遭受的报复更是微乎其微。1981年“巴比伦行动”摧毁了伊拉克核设施，彼时深陷两伊战争的萨达姆并未选择武力报复，反而向联合国投诉。这种无力的反制进一步坚定了以色列用突袭清除威胁的决心。其他阿拉伯国家表现更为软弱：2007年以色列针对叙利亚核设施发动“果园行动”后，阿萨德政府因不愿承认秘密研发核武器，即便遭袭也未进行公开报复。

至于定点清除行动，每次目标人物遇袭后，阿拉伯国家及组织虽宣称报复，但除了零星针对平民的袭击外，根本不具备对等刺杀以色列政要的能力与组织度。阿拉伯世界的刺杀记录中，仅成功刺杀过以色列前旅游部长泽维、国会议员卡汉，且二者均为政客，并非执行突袭任务的以国防军军官。事实上，70余年来，阿拉伯国家从未在战场外成功刺杀过以色列政府核心成员或国防军将领，唯一遇刺身亡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凶手也是以色列本国人。

突袭的高收益与低代价，是以色列持续实施“国家层面突袭行动”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美国及西方的支持只是以军事实力强大的深层基础，并非其肆无忌惮发动精密突袭的核心保障。对阿拉伯国家而言，只要无法实施真正对等的报复，以色列就不会放弃这些极端手段。而阿拉伯国家最欠缺的，正是以色列高效突袭背后的组织能力与体系支撑。因此，对伊朗等频繁遭以色列突袭的国家而言，若不彻底优化自身体系与能力，遭遇突袭后，往往只能以无差别发射导弹的方式被动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