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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鸟笼经济?
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与上海代表团谈话时,陈云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划定了一个界线。他是这样说的:“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另外,‘笼子’本身也要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而不能脱离开计划的宏观指导。”
划重点,这说的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笼子里的鸟,而国家计划是边界,鸟可以飞,但不能飞出国家计划的鸟笼。
这可以说是在国家计划控制下的市场经济。
那么,当我们说 “让市场主导资源配置” 时,就有了一个边界,这是行政权的让渡。在不同的时期,笼子的大小如同黄眉大王的金铙,你大它也大,你小它也小。二零二零年政策提出 “防止私人资本无序扩张”,二零二五年发布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又对民营经济放宽了门槛。这决定了同样是市场经济,中国与美国是两回事。
中国与美国有三个根本的不同。
第一个不同是政府的权限
美国的目标计划更像是预测与愿景,在分散权力的制约下,没有什么行政执行力,甚至根本没有什么长远规划。特朗普满脑子 “让美国伟大” 的目标,还要看下一届总统有什么想法、选民是不是支持。如果说,中国的体制存在着对国企的 “软约束”,那么,美国对宏观的计划目标从来都是软约束,它没有鸟笼,因为没有严格意义上的 “国家计划”。这两种模式谁优谁劣,全球快吵翻天了。地零二五年四月,特朗普政府叫停电动汽车充电桩资助计划,并扣押数十亿美元资金,遭到十七个州联合起诉。各州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属于越权行为,政府的权力是有边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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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不同是所有制基础
同样是市场经济,中国有一个大法:必须保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这很矛盾。理论上,主导性不等于说权重也一定要大过民营经济,但如果民营经济的权重真要大过国有经济,社会贡献率远在国营之上,主导性或者说国家计划目标的强制性,就失去了市场基础。政策将出于体制性的原因,对市场做出规范治理,这正是过去十年所发生的事。
第三个不同是运行方式的不同
只要有陈云的鸟笼在,就不可能 “让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因为国家计划高于市场规则。以房地产为例,如果让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各地方政府的土拍基本要停下来了 —— 存量十年都消化不掉。但土地出让金占了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总不能学特朗普关门吧?地方财政的收入缺口谁来补?
中国现在不谈鸟笼经济了,但鸟笼思维还在,换了些说法罢了。
中国经济改革了几十年,从根本上说,与西方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市场不同,这是在行政权主导的前提下,去努力实现一个由 “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 的目标。
至于未来,国家计划也要纳入一个更大的笼子,这就是全民公约下的法治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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