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变“内鬼”，倒卖亡者信息！个人信息保护的防线何在？

1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引发关注。

2021年至2025年案发前，上海市闵行区某医院医生及急救中心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从全市疾病控制信息管理系统中非法获取800余份逝者及其亲属的个人信息，并出售给殡葬行业人员牟利。

这一案件由澎湃新闻等媒体报道，揭开了长期以来困扰丧属的“精准”殡葬推销背后的黑色链条。当本应恪守职业伦理的医生，将手伸向尸骨未寒的逝者和悲痛中的家属，这不仅是个人道德的沦丧，更暴露了敏感信息系统管理的巨大漏洞与监管的滞后。

保护逝者“最后的隐私”，杜绝这份带血的“生意”，必须从源头压实责任、堵塞漏洞，不容任何灰色地带存在。

这一乱象得以滋生，首先源于逝者信息处于生死边界的“保护空窗期”，在法律与实践层面均易被忽视。

从法律角度看，公民的隐私权因主体消亡而终止，但其个人信息仍受法律保护，逝者本人已无法主张权利。而其亲属在突如其来的骚扰面前，往往因悲痛或对信息泄露源头无从追溯，维权意愿和能力均显不足。

从行政管理看，公民生前的医疗救治归卫健部门管理，身后的殡葬事务则由民政部门负责。当骚扰电话来自殡葬服务商，而泄露源头却在医疗系统时，家属常陷入“投诉无门”的困境。

这种职能交叉下的责任模糊，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使得逝者信息沦为监管薄弱的“沉默数据”，被肆意买卖。

系统权限的粗放管理与“最小必要”原则的严重背离，是导致信息被轻易窃取的技术与管理根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谁收集，谁负责”，且信息处理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

然而在此案中，涉事医生仅凭个人密钥，便能查询全市医院的死亡报告信息，其查询范围明显超出了本职工作所需。系统对包含住址、亲属联系方式等关键敏感信息缺乏有效的访问控制和防护，允许随意查阅、复制甚至传播，这说明信息收集者——医院及疾控部门，未能依法履行严格的安全保护主体责任。技术防线形同虚设，让内部人员为一己私欲便能轻易突破。

要彻底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必须实施“源头治理+协同监管”的组合拳，并亮出法律利剑。闵行区检察院通过公益诉讼，推动卫健委调整系统权限、严格限制登录范围、屏蔽非必要信息，这正是从源头堵漏的治本之策。

国家卫健委等六部门新近发布的《医疗卫生机构亡故患者全流程服务管理规定》，也彰显了打击此类行为的决心。治理不能止于个案。

其一，必须将“最小必要”原则嵌入所有敏感信息系统的设计之中，实现权限精准化、访问留痕化。

其二，必须打通卫健、民政、网信、公安等部门的监管壁垒，建立信息泄露的快速核查与联合惩治机制，让家属投诉有清晰的路径。

其三，对于利用职务之便倒卖信息的医务人员，除依规作出行政处理外，更应依法从严追究其法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

逝者尊严，不容贩卖；生者安宁，不容侵扰。医生出卖逝者信息的行为，亵渎了职业的神圣，更刺痛了社会伦理的底线。

它警示我们，在数字化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网必须覆盖人生的全周期，尤其是最容易忽视的“最后一程”。守护逝者“最后的隐私”，既是对生者的慰藉，也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唯有压实每一个环节的责任，扎紧技术的篱笆，强化跨部门的监管合力，才能彻底铲除这条寄生在逝者尊严与生者悲痛之上的黑色产业链，让逝者安息，让生者得到应有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