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诺奖”揭晓：华人科学家陈志坚问鼎

1月21日下午，日本国际奖基金会（The Japan Prize Foundation）公布了 2026年日本国际奖（Japan Prize）的获奖者名单。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陈志坚和大阪大学高级模式与诊断学中心教授审良静男（Shizuo Akira）荣获“生命科学”领域奖；哈佛大学计算机科学家辛西娅·德沃克（Cynthia Dwork）荣获“电子、信息与通信”领域奖。

“日本国际奖”是一项日本国家级的科学大奖，也是目前全球最负盛名的科学奖项之一，常被誉为“日本的诺贝尔奖”。 该奖项面向全球所有科技领域的科研人员。每年，基金会会根据科技发展趋势，从“物理、化学、信息、工程”以及“生命科学、农业、医学、药学”两大门类中各选一个特定领域颁奖。通常情况下，通常情况下，每位获奖者将获得荣誉证书、奖章，每个奖项领域将获得1亿日元的奖金。

1983年，日本国际奖经日本内阁批准设立，初衷是“通过设立享有盛誉的国际奖项，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贡献”，该奖项的运作得到了大量私人捐款的支持。截至2026年，日本国际奖已授予来自十几个国家的一百多位知名科学家。

有16位诺奖得主，在获得诺贝尔奖前都曾斩获该奖。这16位科学家中，共有7位在过去几年摘得诺奖：2023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德鲁·韦斯曼（Drew Weissman），2022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斯万特·佩博（Svante Pääbo），2020年化学奖得主珍妮弗·杜德纳（Jennifer A. Doudna）、艾玛纽尔·夏庞蒂埃（Emmanuelle Charpentier），2019年化学奖得主吉野彰（Akira Yoshino）、约翰· 古迪纳夫(John Goodenough)。

其中，约翰·古迪纳夫和吉野彰2001年获日本国际奖，等了18年终获诺奖，当时古迪纳夫已经97岁高龄。而其他5位科学家获得日本国际奖之后，很快拿到诺奖。珍妮弗·杜德纳，艾玛纽尔·夏庞蒂埃，这两位女科学家2017年分享日本国际奖（基因剪辑开创者之一、华人科学家张锋未获该奖），三年后分享诺奖。斯万特·佩博2020年获日本国际奖，两年后获诺奖。两位mRNA疫苗先驱，德鲁·韦斯曼，以及女科学家卡塔琳·卡里科2022年获日本国际奖，一年后拿下诺奖。

更有3位日本国际奖得主，获得该奖当年即摘下诺奖。他们分别是：200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艾尔伯.费尔（Albert Fert）、彼得·格林贝格尔（Peter Grünberg），199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凯利·穆利斯（Kary B. Mullis）。

值得一提的是，华人科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高锟1996年获日本国际奖，后获2009年诺贝尔物理奖。

另外有一位科学家，获得诺奖多年之后拿到日本国际奖。1973年，48岁的江崎玲于奈（Leo Esaki）因为发现半导体和超导体的量子隧穿现象分享诺贝尔物理奖。1970年他在贝尔实验室时还和华人同事朱兆祥（Ray Tsu）共同提出半导体超晶格的概念。1998年，江崎玲于奈因为超晶格研究获日本国际奖。

日本国际奖的颁奖仪式通常于每年四月举行。届时，日本天皇、首相、众参两院议长、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驻日外国大使以及约一千名来自政商学界的嘉宾都会出席。颁奖当周被称为“日本国际奖周”，获奖者将在此期间举办讲座、参与学术讨论、会见首相并访问日本学士院（Japan Academy）。

在本次获得“生命科学”奖的两位科学家中，审良静男是全球论文被引用频率最高的科学家之一，曾获加拿大盖尔德纳国际奖；陈志坚更曾获得过生命科学突破奖和被誉为“诺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

本次生命科学奖的获奖理由为：发现先天免疫系统的核酸感知机制。先天免疫系统如何将病原体来源的核酸识别为“外来物质”，一直是免疫学家面临的根本挑战。审良静男教授和陈志坚教授对这一棘手问题给出了明确答案。他们依次确定了核酸识别的关键先天免疫分子传感器（即检测外来物质的受体蛋白）及下游信号通路。他们的研究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先天免疫的整体理解，为阐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开发新型疫苗和免疫疗法奠定了基础。

下文为《知识分子》在2024年陈志坚教授获得拉斯克奖后对他的采访。

撰文 |严胜男 陈晓雪‍

对于陈志坚来说，从来就不存在第二条路。

从细胞转录因子NF-kB开始，到发现RNA传感中的MAVS蛋白，再到发现DNA传感中的cGAS酶，他一路从免疫信号通路的下游游到了上游，最后他解开了一个百年医学谜团：免疫系统如何知道自己何时受到攻击？

作为“早期反应者”，先天免疫系统必须快速识别外部入侵者和内部受损或死亡的细胞。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免疫系统进化出了多种感知受体，每种受体在不同细胞类型中分布，能够识别特定的重复分子模式并触发相应的免疫反应。例如，Toll样受体（TLR）能够识别病毒、细菌、真菌和寄生虫特有的分子模式，而RIG-I样解旋酶家族则能够检测受感染细胞细胞质中的各种形式的病毒RNA。

能够检测异常DNA的传感器尤为重要，因为许多传染性病原体携带DNA，而所有细胞都含有DNA。在正常细胞中，DNA主要存在于细胞核和线粒体内；在受感染或死亡的细胞中，DNA可能会进入细胞质。长久以来，人们从未发现过一个真正的DNA受体。

直到2012年，陈志坚找到了它，一种在动物、细菌和微生物中都普遍存在的DNA传感器——cGAS。cGAS漂浮在细胞质中，一旦发现DNA入侵，便拉响警报，生成第二信使cGAMP，激活内质网中的STING蛋白（干扰素基因刺激剂）引发免疫反应。这一发现解释了免疫系统如何识别并应对病毒感染和DNA损伤。

2024年9月，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陈志坚被授予拉斯克奖（The Lasker Awards）基础医学研究奖，以表彰他发现“感知外来和自身DNA的cGAS酶，解开DNA如何刺激免疫和炎症反应的谜团”。拉斯克奖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据统计已有86位拉斯克奖得主获得了诺贝尔奖。

几十年来免疫学领域不乏重大发现，但陈志坚始终专注在自己的这条路上。他是如何做到坚定地走唯一的路？这位从中国福建乡村走出来的国际著名生物化学家反过来发问，“如果你有自己的问题，你又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义，为什么不把你的主要精力来追随你感兴趣、又认为很有意义的问题，而去追赶潮流？”

简单和坚韧是这位生物化学家的性格底色。在纯化cGAS酶过程中，他也曾感到束手无策，他们处理了 2000 多个细胞培养皿，纯化程度达到了 15000倍，但依然不足以将酶纯化到明显的同质性。摆在他面前有两种选择，放弃和再试试别的方法，他坚持了下来，提出了一种基于蛋白质纯化和定量质谱分析的混合方法。

他用一种“old fashion”式的生物化学的方式在这场寻找传感器的竞赛中胜出，它的竞争者是遗传学、系统生物学这些看似更先进的方式。

陈志坚说他自己直到博后出站都没有做到真正的科研入门，反而是在波士顿一家小公司一边科研一边做产品开发时，才真正了解什么样的问题重要，什么样的问题没那么重要。后来因为向往自由，31岁的陈志坚回到了学术界。在他的讲述中，实验的瓶颈、经费、终身教职、项目、文章，都不能称为一种苦和累。他说，“压力总是有的，不过，专注于工作，压力就会消散；工作没做好，压力就会累积”。

他从不花很多时间在社交媒体上面，“Follow your observation，follow your interest”， 其他的事顺其自然。他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坚持的意义，“如果专注于某一个课题，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能比你对这个课题更懂的人不多。虽然有些实验室看上去很大，但真正和一个课题相关的可能就少数一两个学生或博后。如果你找到合适的课题并投身其中，你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实验室竞争”。

他永远被基础研究能发现的永恒时刻吸引，“它（cGAS）已经存在几十亿年，还很可能继续存在几万年或几亿年，发现这个永恒事物那一刻，本身就是激动人心的”。

11月5日，陈志坚被授予求是奖。知识分子专访了陈志坚教授，听他讲述自己的科研人生。

生物化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拉斯克奖得主陈志坚。

01 Old Fashion的胜出

知识分子：首先恭喜您获得今年的拉斯克奖，能不能先请您介绍一下cGAS发现的过程？

陈志坚：做cGAS或者DNA sensing（感知）之前，我们是做RNA sensing，就是说免疫系统怎么识别 RNA病毒，比如像流感病毒，丙肝病毒这样的免疫识别和信号传导的途径。我们发现了一个关键的蛋白叫做MAVS，这是一个关键的蛋白。然后在MAVS的基础上，我们在上游和下游做了很多工作，前后也大概做了10年。接下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DNA是怎么被识别的，特别是胞浆里面的DNA是怎么被识别的。原来我们也不太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牵涉到很多细菌病毒，各种带DNA的病菌、微生物。另外一个也跟很多自身免疫疾病，包括癌症关系也很大。

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发现竞争很厉害，有很多实验室都在做，他们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但是我们认为还是有一个真正的 DNA的受体没有找到。

我们做了三四年左右的时间。前面有一个日本的博士后在做，有一些进展，但是关键的一步没有做出来。后来我们实验室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生化学家，叫孙立军，他来做这个体外的实验。他也花了大概两年的时间，才把试验给做出来。所以总共有花了4年左右的时间。

有很多实验室都在做，他们有一些人用系统生物学的手段，有一些人用遗传的手段，但是最后还是生化的手段成功了。

知识分子：其他人没有尝试用生化的手段吗？为什么其他人考虑了用遗传的手段或者系统生物学的手段，生化手段在当时会是最优的一个选择吗？

陈志坚：很多人认为生化的手段过时了，因为现在有了基因组，有了很多这种非常强大，非常有效的遗传筛选的手段。但其实我是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传统的生物化学的手段还是非常有用，特别是现在有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像质谱的技术，对我们做生化的人是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以前我们做纯化的时候要纯化很多蛋白，现在只要纯化一点点蛋白，就可以用质谱找到我们想要的蛋白，所以质谱技术给做传统生化的（研究者）带来非常大的帮助，但它不会取代传统生化。生物化学就是follow activity，最后总可以找到东西，比如说蛋白或者别的分子，听上去是有点old fashion，但是既然有那么多成功的例子，几个非常重大的发现，原始的发现，都是通过生化的手段做出来的，为什么要抛弃这种有效的手段？

知识分子：从最初的NF-kB，到RNA传感MAVS再到DNA传感，您好像就这样一步步顺着免疫这条通道游到了上游来，这和其他的一些科学家还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会同时布局两三个方向，用一个方向的研究去支撑另一个方向的研究，您当时是怎样想的，有没有过这样的担忧？

陈志坚：我们倒是没有这个担忧，其实我们还是这是跟随我们的观察和发现，整个过程包括早期为什么会做ubiquitin（泛素），这都是由data来指导的，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我们跟进，你想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又有新的现象。

我们也一般不去追赶潮流，在过去二十几年也有好几个非常热门的研究，比如说micro RNA，比如说到后面iPS细胞（诱导多能干细胞）等等。当然他们一些重要的技术手段我们也一直在用，包括基因编缉CRISPR-Cas9这些技术手段我们都在用。但是我们还是根据自己的碰到的问题去做。

知识分子：其实现在大家都看到一个热点出现，会不由自主的就去进入到那个领域，您是如何去抵抗这种潮流？

陈志坚：如果说你有自己的问题，你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并且认为它很有意义，为什么不把你的主要精力来做你感兴趣、又认为很有意义的问题，而去追赶潮流？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知识分子：研究了这么久的免疫通路，最让您感到激动人心的环节是什么？

陈志坚：当然是我们发现cGAS的那一刻。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建立生化手段寻找DNA传感器，后来发现它是一个酶，能够催化合成一个全新的第二信使，这些都是以前从未发现过的。cGAS已经存在了几十亿年，我们的团队是最早发现这样的分子机制的。我觉得做基础研究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你发现的东西可能是永恒的，几千年、几万年后，这个东西可能仍然存在，所以这还是一个相当激动人心的时刻。这种心情其实并不需要得到什么奖项才能感受到，当你发现的东西既有意思又重要，那一刻本身就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知识分子：做研究是技术重要，还是发现问题重要？

陈志坚：两个都重要，但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更重要。发展技术的一个目的，其实也是要解决问题，就是看生物学里面有什么重要的问题。有了这个问题以后，这个时候就找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解决它，可以用生物化学的手段，可以用遗传学的手段，可以用细胞生物学的手段，各种各样的手段。有时候还需要开创一些新的技术才能解决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所以有时候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一些新的技术的开发，你一些技术比别人做得好，你可能就有优势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真的要在两者之间来比的话，我觉得能够解决什么样生物学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02 要享受科研这个过程，如果不享受的话那就不值得

知识分子：您是在什么时候您觉得自己可能最擅长的是做科学？从什么时候开始肯定了自己能够在这条路上可以继续走下去。

陈志坚：虽然读研究生时我也觉得科研挺有意思的，但感觉自己并没有真正入门。直到我在波士顿的一家小公司工作，那里我一半时间做科研，另一半时间参与产品开发，我才感觉自己真正入门了，能够独立开展工作，分辨出哪些问题重要，哪些不那么重要。在设计实验等方面，我也觉得自己算是开窍了。所以，相比其他人，我算是入门得比较晚。

知识分子：您曾经在产业界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样的经历在国内科学家里比较少见，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陈志坚：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原本没有考虑去公司工作。在做博士后期间，我帮助一个朋友推荐工作，之后对方提到还有一个职位空缺，问我是否感兴趣。当时我表示不感兴趣，因为我更倾向于去大学工作。但因为那家公司在圣地亚哥附近，离我所在的研究所只有一个小时车程，所以我决定去看一看。我发现公司的研究工作很有趣，特别是他们正在进行的一个名为T细胞治疗（car-t）的第一代研究项目，这让我感到兴奋。此外，公司提供的待遇对于博士后来说也很有吸引力。因此，我决定去公司工作。最终，这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在公司工作了几年，分别体验了大公司和小公司。当时小公司的创始人是哈佛的教授，他们对做科研也很支持，所以我在公司里面就可以做科研，我那时候也发表了比较好的论文，为我重新回到大学打下了基础。

知识分子：您觉得您在产业界这段经历对于您去从事科研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对选择研究问题会有帮助吗？为什么会回来，回来遇到哪些阻碍？

陈志坚：我想会有一些帮助。我们做科研的时候，总是下意识的会找一些跟疾病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的一些课题。即使不是很有意的要去做一些跟疾病有关系的东西，但是下意识里面还是会往这方面靠拢的。

我回到学术界最主要是觉得学术界里面更自由一些，自己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学校里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science，有cancer research，也有神经科学、发育生物学、微生物学，非常多样，所以学校的环境总的来说更适合科学创新。最后我选择到西南医学中心，我认为这里有最好的做科研的环境，有很多德高望重的科学家。

知识分子：您刚刚回到学术界时在科研生涯起步阶段面临怎样的困难？

陈志坚：像所有助理教授一样，起初几年要申请项目、发表文章、招带学生，压力自然存在。但我当时更关注如何解决问题，而不是压力本身。压力总是有的，不过，专注于工作，压力就会消散；工作没做好，压力就会累积。

知识分子：当时没有这种压力，是不是跟您进高校时很年轻有关系，兜兜转转还是很年轻？

陈志坚：那时候也算是比较年轻。我回到学校成立实验室时31岁，开始自己的实验室是一件很激动人心的事情。我觉得更多的并不是压力，而是想着怎么把这个事情先做好。另一方面我当初也没有很大的野心，从来没有想过说会成为霍华德休斯研究员，更不敢想说会拿院士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是把眼前的课题做好。第一步拿终身教职。

知识分子：是不是也跟您找到一个合适您做研究的环境有关，比如您可能跟国内目前大家面对的问题是不同的？

陈志坚：美国也有类似的要求，七年内要发表好文章、有基金的资助，才能获得终身教职。所有的助理教授都有一定的压力，但怎么去应对所谓的压力，我想大多数人也都是把事情做好，然后别的就顺其自然。

知识分子：随着高等教育扩招博士毕业生的增多，想要在高校寻求教职越来越难了，如何判断自己适合业界还是学界，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陈志坚：首先，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如果你真的热爱科研，你才来做这件事情。其次，要判断自己是否擅长科研，这通常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入门，我在研究生阶段甚至到博士后阶段都还没有真正入门，直到我进入公司工作后，才感觉自己开始入门了。这同样需要时间来摸索。

最终，如果你既喜欢科研又能在其中做出新的发现，那么成为科学家或教授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事业选择。如果具备了这两点，所有问题，包括找工作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有很多人跟我们说美国的教职很少，NIH的RO1项目资助率很低，只有百分之十几。如果整天去考虑这东西的话，我可能老早就不会走这一条道路，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还是傻一点好。你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别的事顺其自然。工作做得好了，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选择哪种工作，我知道很多做的好的博后都有多个工作机会。

特别是现在网络社交媒体时代，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很容易有各种各样的影响。最后还是要静下心来问自己感兴趣的事是什么，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以后，然后你就去做，应该是可以做好。

知识分子：所以您也不会觉得，这个时代面对的问题会比您那个时代更艰巨或者是更严重？

陈志坚：是的，我觉得没有太大差别。每个时代都有其特点和挑战，比如八九十年代国内科研条件差，而现在条件好多了，但也面临新问题。无论如何，科研的本质没变，找到新发现总是值得欣慰的。回头看，如果你投入在自己热爱和擅长的领域，并有所收获，这就是成功。

知识分子：您从不觉得科研是一件特别苦的事情？

陈志坚：科研本身包括实验本身并不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科研工作肯定不是朝九晚五就能完成的，有时一个实验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这是常有的事。但如果真正投入其中，其实并不会感到特别痛苦。即使现在我不再亲自在实验室做实验，我仍然花费大量时间阅读论文、撰写论文，这些工作虽然繁重，但我也不觉得痛苦。如果你真的热爱这项工作，即使在工作时间之外，比如回到家中阅读一篇优秀的论文或听一场精彩的研讨会，这也是你愿意主动去做的事情。这和你做其他任何令你享受的事情，本质上是一样的。

科研还是要享受这个过程，如果不享受的话，那就不值得，还有别的选择。

03 专注一个课题，你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实验室竞争

知识分子：哪些东西让您一步步走到现在？您觉得您做科研的特质是什么？

陈志坚：有一点点韧劲，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对做科研有兴趣，总会想着一些新的问题，还有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办法，会不断的去琢磨，然后不轻易放弃。

另外一个就是说搞科研还是需要很专心的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花很多时间在社交媒体上面。

知识分子：现在如果让您对一些年轻的PI提一些建议，您会提什么建议？

陈志坚：如果你专注于某一个课题，你应该有信心，这个世界上没几个人能比你更懂这个课题。即便是在一些大实验室里，真正深入一个课题的可能也就一两个学生或博士后。所以，如果你能找到合适的课题并专注于它，你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实验室竞争。

还有一点，PI在刚开始时还是要尽量亲自做实验。最初的这几年非常宝贵，你应该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打江山，不能完全依赖学生或博士后来为你打江山。也不要丢了那些做实验的基本工具，尤其是在国内，年轻的PI一开始可能就会有很多学生，但这不一定是好事。还是要自己进入实验室，亲自做实验，带好学生。如果一个年轻的PI一下子有十几个学生，只做老板不做实验，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知识分子：您能介绍一下您是怎么分配时间的吗？

陈志坚：我大部分时间还是想科研的事情，因为别的也没有需要我们去想的。所以我觉得很幸运，可以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做科研上面。一般大概九点上班，晚上大概七八点钟左右回家，我的目标是7点前回家。

当然我现在出差也不少，就是说到外面去给讲座开会也不少。我是能够少旅行就尽量少旅行。这样子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在实验室可以做一些事情，也可以跟实验室的人交流，跟他们一块就是分析数据，共同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再想下一步怎么做，所以我希望是在这方面能够花更多的时间。

知识分子：做您的学生应该很幸福？

陈志坚：这个我觉得我还是亏欠他们的，还是应该多花一些时间给他们。

知识分子：论文的引用量可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吗？

陈志坚：靠引用多少次并不完全说明问题。当然一篇文章被引用了几千次，这本身还是说明在这个领域里面是有一定的影响。但一篇文章被引用5000次，也不见得就一定比引用1000次的好。所以一个科学发现，最后的影响力，还有它的重要性，还是要在领域里面，特别是同领域里面的专家来评更有意义，而不是完全靠这个引用率来评。

04 科学是最公道的

知识分子：cGAS-STING这条通路上，目前好像在STING上的药物研发会更多一点，cGAS上的转化会更少一点，cGAS的潜力是不是没有被充分的认识到？

陈志坚：cGAS的抑制剂现在有很多公司都在研发。至于cGAS的激动剂，目前还不多，因为这涉及到如何激活酶的活性，这并不容易，但仍然是可行的。对于STING的激动剂，由于存在天然的分子可以激活STING，比如cGAMP是天然的STING激动剂，因此在cGAMP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会相对容易一些。目前，抑制剂和激动剂两边都在同时进行研发。

药物研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cGAS的发现时间还不长，所以我们需要给它一些时间。我在接受拉斯克奖采访时提到，GLP-1花了40年时间才成为一款神药，我们希望cGAS的药物研发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但这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知识分子：目前的这条通路，您觉得还是有哪些未解之谜等待我们去探索？

陈志坚：cGAS的调控非常关键，它既要能够应对各种微生物的感染，包括病毒、细菌和寄生虫，又要避免对自身DNA产生免疫反应。一旦cGAS被自身DNA激活，可能会引发多种炎症和自身免疫疾病，因此它的调控尤为重要，但这方面的调控机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究。至于STING的下游信号传导里面也有一些问题没搞清楚。最近的研究热点之一是细菌中的cGAS，我们对它们是如何被激活的、具有哪些功能、有哪些不同的系统还知之甚少，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

知识分子：您在美国已经做出了非常出色的成就，而且成为了美国科学院院士。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华人里已经成为一个榜样？

陈志坚：我并没有这么觉得，我只是觉得我们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做出了一些工作。是不是榜样我从来没有去往这方面想，但是我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可以从我这个例子里面得到一些启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或者有些人他可能就输在起跑线上，但是你只要是跟着你的兴趣去做，有一点点韧劲，最后还是可以做出一些东西来的。

我个人觉得（做科学）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科学是最公道的，科学家总的来说还是看你所作出的贡献，你做的东西在这个领域里面是不是受到同行的承认，不是靠一个人的社交技能可以改变的。我觉得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是更注重事实，更注重数据，这是高于一切的，高于政治的东西，高于社交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当初发现了cGAS以后，最早认可我们工作的其实是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因为一些外行的人他们也搞糊涂了：为什么发表了这么多DNA sensor（DNA感受器）。他们也搞糊涂了，不知道哪个是真。但是，我们同行里面的一些竞争对手，他们马上就知道这个是对的，马上就来祝贺我们。所以我想科学家是一群最尊重事实、最尊重数据的人。

参考文献：
1.https://labs.utsouthwestern.edu/chen-zhijian-james-lab/2024-albert-lasker-aw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