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人类剜除毒瘤 为什么叙利亚政府的戡乱剿匪战争取得重大胜利

1月初，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法里斯·兹维拉恩跟着哥哥前往哈塞克市的“希克玛医院”，处理流感问题。他们走进医院时，一名妇女正带着一个大约五六岁的男孩往外走。她从两兄弟身边经过时，用手捂住孩子的嘴，大声呵斥他安静下来。那孩子正在唱着《拉巴特，拉巴特》，这是一首来自叙利亚东部地区的民间曲调，在2024年12月8日阿萨德政权倒台后，这首歌在叙利亚全国迅速流行起来。

兹维拉恩放慢了脚步，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医院正门口，有一个售卖咖啡、茶水和其他物品的小亭子。看摊的一位老人对那名妇女说道：“姑娘，让孩子唱吧，他还只是个孩子。”那名妇女回应道：“大叔，您没看到警察刚进医院吗？我们不想惹麻烦。”

对这一切感到意外，兹维拉恩问哥哥那名女子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举动。哥哥轻轻示意他向左看，我们刚走进大厅，就看到几名库尔德内务安全部队成员，大约四五个人，身边还有一名手臂骨折的男子，看起来像是他们把他送来医院的。兹维拉恩心里不禁纳闷：这首歌和警察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们会对它如此敏感、无法接受？“拉巴特, 拉巴特”如今在叙利亚极为流行，只要在任何公共广场播放这首歌，哪怕你一个人先跳起舞，等上几分钟，就会发现陆续有人加入到舞蹈中来。

《拉巴特，拉巴特》是一首充满庆祝意味的革命口号式歌曲，体现了叙利亚从多年绝望与压迫走向一种被感知到的胜利与希望的转变。它以简洁、日常的语言，赞颂革命所展现出的坚韧不拔，强调革命作为一种不可阻挡的理念；同时将自由的恢复归功于革命战士，并通过点名叙利亚各地城市来突出国家统一。歌曲谴责屈辱，呼吁历史铭记这场斗争，并展望一个在巨大牺牲之后实现复兴、尊严与重建的叙利亚未来。

这正是那首在PKK控制区被明令禁止的知名歌曲。直到2026年1月18日（周日）之前，东北地区一直完全由PKK控制。pkk这一治理结构，是在美国主导打击叙利亚东部“伊斯兰国”组织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拉巴特，拉巴特》之所以被PKK禁止，是因为其象征性和政治内涵：歌曲反对pkk的立场，即否定其他叙利亚革命派别，如歌曲中提及的“叙利亚自由军”（FSA）以及HTS，并拒绝支持一个由阿拉伯人主导的统一胜利。此外，歌曲中既没有赞颂SDF，也没有提及库尔德人。在PKK控制的环境中，这类歌曲被视为对权威的威胁，可能激发不满情绪并强化对立的身份认同。

这一事件揭示了pkk官方话语与其实际运作之间的巨大落差，也暴露了该地区治理结构与其阿拉伯人口占多数的现实之间的深刻脱节。PKK当局在形式上遵循“民主邦联主义”理念——这是由PKK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提出的一种理论上建立在基层民主之上的制度。然而，这一框架从未在pkk控制的地区得到真正落实。实际的决策权被一个影子网络所垄断，这些网络由受过PKK训练的行动人员组成，当地称之为“卡德罗”（即“干部”）。这些干部往往是外国人（主要来自土耳其和伊拉克），而非叙利亚人。他们作为一个平行权力体系运作，持续凌驾于地方民事委员会和军事指挥官之上。

在实践中，这使得PKK与当地社区的所谓“合作”沦为表面文章。在代尔祖尔等阿拉伯人口占多数的地区，地方军事委员会和部族人物虽然头衔在身，却几乎没有独立的实权。直到最近，由艾哈迈德·沙拉领导的政府在当地部族成员的推动下接管了该地区大部分地盘之前，真正掌控安全事务和石油收入的始终是这些“干部”。这种排他性的结构在阿拉伯民众中制造的非自愿的认同，而是一种被迫的沉默。他们并未将这一行政体系视为实现自治的伙伴，而是视其阿萨德之外的另一种少数派统治形式——这种统治为腐败和边缘化主体民族提供了土壤。

SDF的压制性本质在叙利亚之外并不为人所熟知。它常常被描绘成一种宽容、民主的治理模式——至少相较于该国及该地区的其他势力而言是如此。即便像法里斯·兹维拉恩这样土生土长、一直与国内亲友保持联系的叙利亚人，也是在亲自到访之后，才真正了解到这种压迫的实际程度。对歌曲和国家象征的打压——包括新的叙利亚国旗三星旗——在做法上与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时期的政权并无二致。

13个月前政权垮台时，人们曾希望该地区能够和平地重新融入国家。2025年3月10日，双方签署了一项框架协议，带来了形式上却脆弱的突破。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SDF总司令马兹卢姆·阿卜迪同意了一份时间表：在当年年底前，SDF将完全并入叙利亚军队，库尔德自治行政机构也将解散并融入中央政府。协议文本承诺尊重库尔德文化和语言。这项协议在国内得到了双方支持者的广泛庆祝，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基于公民身份和尊重文化多样性、为“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开辟新道路的欣喜情绪。

然而，来自哈塞克的穆罕默德·阿塔拉·赫莱夫很快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仅仅因为在3月10日协议签署后的第二天公开举起了叙利亚三星旗，他就在SDF的监狱里被关押了六个多月。赫莱夫从车里取出叙利亚国旗，在街头人群面前将其升起，并说道：“叙利亚革命正是从这里、从我们这座城市开始的。”十天后，SDF警察在午夜过后闯入他的家中，将他逮捕。在警察局里，他被告知：“你展示的是恐*怖主*义旗帜。”他回应说：“1946年，著名的叙利亚库尔德建国先驱易卜拉欣·哈努努就曾升起过同样的旗帜。这不是恐怖主义旗帜！”

此后，赫莱夫首先被单独关押了一个月，条件极其恶劣。他形容那间牢房昼夜不见光亮，地上只有一张薄薄的床垫，上面沾满了血迹和人类排泄物。在这一个月里，一名美国人前来探视，他认为对方是一名监察员。赫莱夫回忆说，这名监查员通过翻译对狱警说：“为什么这间牢房里既没有风扇也没有灯，而且如此肮脏？”一个月后，他们将赫莱夫带出单独牢房，并试图强迫他在视频中承认自己是恐怖分子。相反，他说道：“我们是一个国家，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同属一体，我感谢美国部队与我们站在一起！”

在赫莱夫被关押期间，本可能保护他的政治协议却逐渐瓦解。到5月下旬，3月协议的执行阶段陷入停滞。5月31日，阿卜迪率团前往大马士革时，拒绝与总统艾哈迈德·沙拉或外交部长阿萨德·谢巴尼会面，而是选择只与美国特使汤姆·巴拉克进行谈判。据了解谈判内情的大马士革消息人士透露，在库尔德谈判代表福扎·优素福与谢巴尼就1.2万名库尔德女性战斗人员的地位问题进行磋商时，气氛变得极为紧张。谢巴尼被问及：如果PKK士兵是以个人而非整体方式被整合进军队，这些女性战斗人员将何去何从？他回答说，她们可以回归做母亲和妻子。此外，在大马士革此前曾暗示将从宪法层面承认库尔德文化与政治之后，谢巴尼最终只提出：为儿童提供少量课后库尔德语教学。

局势的破裂最终源于对美国支持的一次误判。巴拉克向库尔德方面施压，警告称美军的军事保护不可能永远持续，以此要求他们向叙利亚政府妥协。当他追问如果失去美国保护他们将如何独自生存时，优素福不耐烦地回击道：“这是我们的事，不是你的事。”这种轻蔑的回应促使巴拉克当场离席，也反映出库尔德领导层坚信美国实际上是在巩固其长期存在的判断。正是这种认知，使他们拒绝了巴拉克关于“在美方撤离这一（他们认为是虚假的）威胁下应当妥协”的建议。

与此同时，赫莱夫再次被投入监狱，但这一次是在一个关押着20名囚犯的集体牢房里，关押了四个月，这些囚犯全部是阿拉伯人。他记得其中一名囚犯经常背诵《古*兰经》，而每当他这样做时，狱警就会冲他吼道：“别再念这些胡扯的东西了！”记者问赫莱夫，集体牢房里的待遇与单独监禁相比是更好还是更差。他的回答是：“说句公道话，肯定更好。”他解释说：“在集体牢房里，伙食质量更好。每周能吃上一两次鸡肉。食物很多，有时甚至吃不完。”他说，狱警会确保他们把饭吃完，不允许剩下食物。“他们也开始允许我们更频繁地接受探视，”他补充道。不过，医疗条件依然非常糟糕。

赫莱夫最终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被带到恐*怖主*义法庭出庭。在第一次庭审中，总检察官要求他回顾自己从2003年到2025年的全部人生经历。当记者问他为何从2003年开始时，他解释说，这大概与2004年库尔德人与阿萨德政府之间发生的暴力事件有关。2004年3月，在卡米什利市，一场足球比赛中的冲突升级为库尔德人反对阿萨德政权数十年歧视的大规模抗议，随后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巴沙尔·阿萨德总统领导下的安全部队以实弹镇压、实施大规模逮捕，并在库尔德地区展开了严厉的军事清剿。数十人丧生、数百人被拘押，这一事件成为现代库尔德人与大马士革关系中的一个标志性转折点。

几天后，在第二次出庭时，赫莱夫被问到同样的问题，随后又被送回监狱。一周后，他第三次被带到同一位法官面前，但这一次，他被指控在2011年加入恐*怖主义武装组织——指的是“叙利亚自由军”，尽管他事实上从未加入过。不过，这一点本身并不重要，法官指出：2024年4月，PKK通过了一项由其立法机构“民主人民委员会”批准的法律，对该日期之前犯下的某些罪行实行大赦，完全赦免轻罪，并减轻部分重罪的刑期。赫莱夫正是因这项大赦而获得豁免，但总检察官对法官的裁定提出上诉，使他又多被关押了一个月。

最终，赫莱夫在同意一系列严格条件后获释：未经许可不得离开pkk控制区，接受持续监控，并且每15天必须申报一次自己的行踪。

除了叙利亚国旗之外，PKK对许多表达支持革*命叙利亚政府的举动同样采取零容忍态度。来自沙达迪的当地活动人士巴西勒·奥贝德·艾哈迈德解释说，未经许可，任何人都不得拍摄街景并上传到社交媒体。他表示，当局不希望外界看到其统治之下的糟糕现实。这种做法在叙利亚并不陌生，从缺乏能够自由在该地区报道的独立记者这一点上就可见一斑。外国记者往往是在库尔德方面的监管下进入该地区。

公开或在社交媒体上展示沙拉的照片或叙利亚国旗同样被禁止。使用国家的正式名称“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更是明显的禁忌；一旦提及，必须去掉其中的“阿拉伯”一词。此外，讨论该地区的经济困难也被禁止。如果被发现做了上述任何一件事，当局都会随时以“支持恐怖主义”的罪名指控你。

赫莱夫认识一名来自其城市的年轻人哈桑·朱布里，他曾前往大马士革，回到当地后遭到报复。在那里，哈桑拍摄并发布了与现任叙利亚政府有关的照片和视频，例如国旗、横幅和官方车辆，并上传到社交媒体。返程后他即被逮捕，并以“支持恐*怖主*义”的罪名被判处三年监禁。

这种控制的进一步收紧，与PKK和大马士革之间信任的全面崩塌同时发生。到7月时，库尔德领导层似乎开始押注中央政府难以维系。7月24日，阿卜迪抵制了原定在巴黎与谢巴尼举行的一轮会谈。私下里，他对亲信表示，他将沙拉政府视为一种被“利用”来赋予合法性的临时性“外观修饰”，并希望避免将自己的运动捆绑在一个他认为无法长久存在的政权之上。PKK开始探索替代性渠道，甚至寄望于与土耳其达成一项涵盖PKK领导人奥贾兰的全面协议，以在结束武装斗争的交换条件下争取权利。

8月，政治裂痕升级为叛国指控。8月8日，PKK在哈塞克主持召开了一场会议，通过视频连线邀请了德鲁兹派领袖希克马特·哈吉里和阿拉维派谢赫加扎勒·加扎勒。大马士革方面将这种与少数派领袖的协调视为危险的分裂主义阴谋，愤怒地将组织者斥为叛徒，并取消了未来在法国举行的会谈。作为寻求替代安全保障者的明确信号，PKK重新激活了与莫斯科的关系；此前负责与俄罗斯方面接触的指挥官西潘·哈莫再次现身，作为联络人出现在俄罗斯赫迈米姆空军基地，与此同时，俄军在哈塞克展开了军事巡逻。尽管阿卜迪和库尔德领导人伊勒哈姆·艾哈迈德在当月晚些时候访问了大马士革，但一无所获，阿卜迪也再次拒绝会见沙拉。

巴西勒·奥贝德·艾哈迈德表示，这种对政治立场的偏执，导致了大量针对平民住宅、手机和车辆的非法搜查与扣押。举例来说，如果该地区有人前往大马士革或其他由革*命政府控制的地区，PKK安全部队就会突袭其住所。如果发现其出行目的并非教育或医疗，他们可能会将其拘留，甚至关押，直到“情况被查清”为止。

加利卜·穆罕默德医生是来自哈塞克的一名儿科医生，为霍尔难民营的儿童提供医疗服务。在一次探访中，他为一名失去双腿的4岁女孩带去了一辆轮椅。结果他被逮捕、审讯，并以“支持恐怖主义”的罪名被判处五年监禁。向记者讲述这一故事的消息人士不禁质问：“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会因为一名儿科医生帮助了一名残疾儿童——仅仅因为这个孩子碰巧是霍尔营居民的女儿——就判他坐牢五年？！”

艾哈迈德还说，任何家人加入了叙利亚革*命政府或其部队的人，都会面临频繁而随机的入户搜查和拘留。最糟糕的是，社会中始终弥漫着一种恐惧：你日常生活和社交圈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是他们的线人，因为随着PKK未能融入国家整体所引发的地区紧张局势，这类人最近明显增多”。这种“隔墙有耳”的偏执，正是阿萨德政权以及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时期复兴党体制的另一大特征。

在安全检查站，随意检查平民手机的情况极为普遍。往返于代尔祖尔和哈塞克之间的公共小巴司机阿布·马津告诉记者：“在哈塞克市入口的检查站，警方会检查我车上男性乘客的手机。”在检查过程中，他们发现一名年轻人的手机壁纸是沙拉的照片，于是没收了他的手机，给他戴上手铐，并叫来警车将其带走调查。

阿布·马津还讲了另一个故事：有两名阿拉伯裔的SDF士兵曾与他同乘一辆车。当他们接近一个检查站，看到那里正在检查手机时，“那两名士兵立刻把自己的手机删空了”（也就是恢复出厂设置，清除所有聊天记录和社交媒体内容）。检查站的安保人员发现手机被清空后，便将车辆拦到一旁，逮捕了这两名士兵。阿布·马津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尤其是因为那两名年轻人本身就是士兵、隶属同一组织，结果他也被一并逮捕，并被审讯了四个小时。阿布·马津后来得知，那两名士兵被关押了四个月。

自阿萨德政权垮台以来，PKK控制区内的阿拉伯人——那些曾经把PKK视为比残暴的阿萨德政权或“1515”更好选择的人——已经改变了立场。看到大马士革出现一个逊尼派阿拉伯人主导的政府后，他们要求重新接受该政府的管辖。pkk早在2025年之前就倾向于政治高压统治，如今面对这一转变则以武力回应。过去一年里，逮捕人数激增，数百名平民仅仅因为表达对大马士革政府的支持就被拘押。

那么，pkk是否会区别对待反对它的库尔德人呢？研究者向所有受访者都问了这个问题。答案是：会，而且对他们更严厉。库尔德人并不会因为族裔身份而获得更好的待遇。恰恰相反，PKK对库尔德人要求更高的忠诚与支持，因为它自认为是在为库尔德人民的权利而斗争。

尽管对立加深，9月仍出现了新一轮推动整合的努力。有人提出让阿卜迪出任军队总参谋长或国防部副部长，并为库尔德人分配内阁职位；还讨论过将库尔德女性战士部署到阿拉维派、基督徒和德鲁兹派地区，以稀释伊斯兰主义影响，刻意避开保守的逊尼派地区。然而，沙拉在政治结构问题上立场强硬，只愿意提供《107号法》（通过民选委员会实行有限分权，同时保留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控制），拒绝联邦制或更改国名。沙拉公开批评库尔德人的“非现实野心”，并警告叙利亚东北部是土耳其的国家安全问题。

大马士革与pkk谈判的最后一次突破尝试发生在10月。大马士革提议成立叙利亚军队的“北方师团”，负责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下设四个单位，其中两个由沙拉任命、两个由阿卜迪任命。阿卜迪拒绝了这一方案，要求四个单位中有三个归SDF所有。与此同时，库尔德方面继续挖掘战壕、为可能的军事对抗做准备，据称还得到了以色列的支持。

10月13日，PKK在阿勒颇的谢赫·马格苏德区发动军事攻势，试图切断公共设施并在美方干预叫停战斗前夺取整座城市。随后，pkk提出了一套新的要求，大马士革认为这些要求对沙拉而言是“自杀式”的，包括：在政府各部门中给予库尔德人30%的代表比例（其中包括28个大使职位）；设立三个以库尔德人为多数的省份（阿夫林、科巴尼、卡米什利），并由民选省长领导；中央政府获得70%至75%的石油收入（意味着SDF保留相当比例）；以及在过渡宪法中明确规定库尔德权利和库尔德语地位。

1月17日，为推动谈判进程，沙拉发布总统令，确认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权利。该法令承认库尔德人是叙利亚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保障文化和语言权利（包括使用和教授库尔德语），解决长期存在的无国籍库尔德人公民身份问题，并将诺鲁孜节定为国家法定节日。但库尔德人认为，持久的保障需要宪法层面的确认，而不能仅依赖行政命令。

2026年1月针对PKK控制区的军事行动，正是这些谈判失败的结果。对许多西方人而言，同情PKK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其世俗意识形态、女性的充分参与以及成功打击“伊斯兰国”的记录。然而，这种同情往往忽视了PKK立场的僵硬，以及其在对待反对者时采用了阿萨德政权式的方法。

距离法里斯·兹维拉恩上一次在2025年3月访问东北地区，与这次再访相隔了九个月。在最近冲突爆发之前，有一点对他来说非常清楚：该地区的气氛已近沸腾，PKK与其统治下民众之间的关系充满了不耐烦、不信任和恐惧。该地区占多数的阿拉伯人对沙拉和阿卜迪迟迟未能敲定整合协议越来越不满。pkk领导层对此心知肚明，并担心该地区的大多数人口，尤其是阿拉伯人，可能会起来反抗他们。

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忧在周日成真了。在获得大马士革的“绿灯”后，叙利亚东部各地的部族在周末纷纷起义，地点多为政府军尚未部署的地区。起初，为避免与PKK直接对抗，曾为推翻阿萨德作出贡献、后来并入新叙利亚军队的河西部落被阻止渡河。谈判破裂后，带头对抗PKK的是部族武装，叙利亚政府军随后才进入以巩固控制。尽管他们担心政府可能不会进入其地区、自己仍可能在火力上不敌pkk，但他们仍渴望摆脱自己眼中的“占领力量”。很快，东北地区大部分已不再由PKK控制。随着许多阿拉伯组成部分选择倒戈，SDF损失惨重。例如，周二，“桑纳迪德”正式转向另一方。桑纳迪德武装是一支主要由叙利亚东北部沙马尔部族组成的阿拉伯部族民兵，过去曾与库尔德主导的pkk关系密切。

实地研究者所接触或听闻的证词和事件，与PKK所塑造的民主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对言论自由、行动自由、政治象征甚至人道援助的压制，以及任意逮捕、集体惩罚和将“恐怖主义”指控工具化的做法，令人想起叙利亚人于2011年抗议的那些威*权统治手段。pkk的所作所为非但没有提供一种多元或以权利为基础的替代方案，反而加剧了恐惧、自我审查和社会分裂，尤其是在阿拉伯社区中，同时在叙利亚战后过渡的关键阶段损害了信任与合法性。

随着沙拉政府在叙利亚东部和东北部逐步建立控制，它应当从PKK及其之前的阿萨德政权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修复社会纽带、遏制报复行为。与全国其他地区实现真正而稳定的整合，需要问责机制、对公民自由的尊重，以及与长期伤害这个国家的威权控制逻辑彻底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