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的高广辉在加班后猝死,公司迅速支付39万元,却要求家属签署协议:不得发声,否则赔偿50万元违约金。这笔被标注为“人道主义抚恤金”的款项,实则被家属视为“封口费”——更令人心寒的是,妻子仅分得4至6万元,其余被父亲拿走,维权之路雪上加霜。
高广辉生前底薪仅3000元,却承担7人工作量,月入1.9万的背后是每日最晚21:38下班、24小时待命的高压常态。猝死当天是周六,他5次登录OA系统;抢救中竟被拉入新工作群,离世8小时后仍收工作消息。工位上那本《恭喜你当上主管了》与日记里“努力努力再努力”,成了对畸形职场文化的尖锐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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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三个季度盈利8.67亿元,却以“低底薪+高绩效”规避责任;律师因“胜诉难、成本高”拒接案件,工伤认定因打卡缺失、记录删除举步维艰。舆论怒斥:人命不该是可计算的成本!
目前人社局已介入调查,但制度性漏洞依旧:过劳死未纳入法定工伤,维权成本远高于违法代价。当“抗压能力强”成为招聘潜规则,每个打工人都是潜在的高广辉。唯有法律亮剑、企业担责、社会警醒,才能避免下一个生命在沉默中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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