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顶级律所被告上法庭，资深律师挑战内部“创收点数”潜规则

一家全球营收前列的国际律所，因为一套隐秘的“创收点数”分配游戏规则，被自己的资深律师告上了法庭。

2025年12月，一场看似普通的雇佣纠纷诉讼，却在香港法律界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一位在顶级国际律所瑞生工作近十年的资深律师范婷菲，一纸诉状，将这家年营收位居全球前列的老东家及其一位股权合伙人Ji Liu，一同告上香港高等法院。

诉状直指律所内部最敏感的核心——业务创收信用点的归属与分配。这起诉讼，也因此被视为打破行业沉默、将律所内部“权力游戏”置于公共审视之下的标志性事件。

01 核心争议：顶级律所的权力分配游戏

对圈外人而言，顶级律所的运作像是一个“黑箱”。而这次诉讼的核心，正是撬开了这个箱子的一角。

在瑞生这样的大型国际律所，律师的收入远不止加班费那么简单，它取决于一套精密的 “创收信用点”游戏规则。

据案件材料显示，这套规则主要包括两种信用：
O Credit ，即业务来源信用。这个信用点奖励给真正将客户“带进门”的律师，类似于“媒人费”，是律所生命线的根本。

P Credit ，即业务拓展信用。这个信用点奖给那些在现有客户基础上，持续开拓出新业务的律师，被称为“深耕费”。

在年终分红动辄百万美元起的权益合伙人体系中，这些信用点就是价值最高的“硬通货”，直接决定了个人在律所利润池中的分配份额。

而范律师的核心指控，恰恰在于其上级合伙人Ji Liu 利用职权和信息优势，实施了“信用劫持”。

02 权力失衡：指控与系统的失灵

范律师在诉状中描述了一个清晰的“狩猎”过程：她作为香港及中国区债务资本市场团队的核心，以合伙人的强度和职责长期承担重要业务，甚至为律所引进了多个付费客户。

然而，据她所称，本该记在她名下的客户信用点，却被合伙人Ji Liu在内部系统中直接登记到了自己名下。

这意味着，一名资深律师在前线冲锋陷阵，而她的合伙人却在后方悄无声息地将本属于她的“分红权”装入了自己的口袋。根据范律师的揭露，当她试图在律所内部反映这一问题，寻求公平时，等来的不是调查与正义，而是一种名为“推定解雇”的冷暴力。

这种大所常见的排挤手段，通过切断业务来源、团队孤立和言语羞辱等方式，逼迫当事人自己主动离开。这不仅是一场个人纠纷，更揭示了顶级律所存在的系统性失灵：利润至上主义构建了一个巨大的黑箱，为职场欺凌、裙带关系和歧视行为提供了温床。

03 规则根源：合伙人制度的阶层差异

理解这场纠纷，必须先理解律所金字塔的权力结构。根据香港职业发展信息，律师的典型晋升路径是：从见习律师/见习大律师起步，历经初级律师、律师，升至高级律师/高级法律顾问，最终目标是成为律师行合伙人。

然而，“合伙人”这一头衔之下，实则天差地别。法律服务网站的分析指出，合伙人内部存在明确的阶层划分。

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权益合伙人和薪酬合伙人。权益合伙人是律所真正的所有者/股东，他们按出资或贡献比例分享全所利润，同时也承担律所经营的无限风险。

而薪酬合伙人本质上是高级雇员，他们领取固定薪资和奖金，可能承担管理职责，但通常不参与最终的利润分成，职业风险也相对较低。

原告范律师的职位是Counsel，即高级律师，她的下一目标正是成为薪酬合伙人。这次诉讼，正是底层玩家对上层游戏规则发起的直接挑战。

04 行业回响：精英光环下的沉默与觉醒

这起诉讼在行业内部引发了巨大回响，因为它刺穿了许多法律精英赖以奋斗的“公平叙事”。

一位人大法学院毕业、从北京红圈所一路奋斗至香港分所的女律师的经历，成为这种叙事下极具代表性的注脚。她的生活被工作压缩到极致：背最大的包只为装下电脑和文件，一年只逛一次街买齐同款不同色的衣服，甚至旅行时忘记带换洗衣物却不忘带上24小时待命的电脑。

她曾深信，只要自己足够专业、足够努力，这个光鲜的系统就会回报以公平。然而，当她展现出成为合伙人的潜质，可能触及某些人的利益时，曾经的“伯乐”瞬间变成了处处设限的对手。

范律师的起诉，正是对这种沉默的打破。正如评论所言，这套系统的稳定运转，并不必然源于公平，而可能源于大多数人的沉默。

05 案件前瞻与影响：和解或审判下的变局

目前，瑞生律师事务所已发布声明，强烈否认所有指控，称其“毫无根据”。然而，这纸诉状已经把问题摆上了台面。

许多业内人士分析，这类涉及核心商业秘密和内部管理的案件，最终大概率会以双方达成保密和解告终，避免将更多内部细节暴露在法庭之上。

无论最终是和解还是对簿公堂，此案的影响都已超越个案本身。它将长期被视为“所内事务”的信用分配、权力行使和退出机制，明确地抛向了公共领域。

它向所有法律从业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那些由玻璃幕墙、高额薪资和精英光环构筑的顶级律所，其内部的权力游戏规则，是否真的经得起法律与道德的审视？

这场诉讼像是投向平静湖面的一块巨石。一位人大毕业的精英律师，曾将生活压缩到极致，坚信专业付出必有回报，却在晋升前遭遇体系性冷落。

另一位资深律师则在临近合伙人门槛时，发现自己创造的“信用点数”被悄然转移。当沉默的个体开始追问规则，再坚固的系统也必须给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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