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被忽视的提醒,如今变成现实清单
很多人直到现在才发现,台积电今天在美国的处境,其实早就被人说过,而且说得很直白。
那个人就是张忠谋。
他不是唱衰美国,也不是反对投资,而是从一开始就把问题放在“成本”和“效率”上。对他来说,芯片代工不是情怀产业,而是一门精确到每一美元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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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宣布亚利桑那建厂之前,他就反复提醒一件事:在美国做制造,成本结构天生就不对。
这不是态度问题,而是客观条件。
同样一条产线,在台湾省能跑得顺、转得快,搬到美国,就会被制度、人工、文化一层层放慢。
当时很多人不信,觉得有补贴、有政策、有大客户,美国市场一定能兜底。
现在回头看,这种乐观,本身就建立在忽视现实的基础上。
台积电最初宣布在亚利桑那建厂时,投资规模并不夸张,120亿美元,目标也很克制,只是先进制程的一部分。
但问题从动工第一天就出现了。
审批流程比想象中复杂得多,从地方到联邦,规则密集到几乎无法照搬原有经验。为此,台积电不得不自己重建一整套合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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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为了满足法规要求,就额外付出数千万美元,这在台湾省几乎难以想象。
更棘手的是水、电、材料这些“基础条件”。
芯片厂对用水的要求极高,而当地水资源紧张,只能额外建设复杂的回收系统。材料供应也不顺畅,不少关键化学品需要空运,成本直接翻倍。
这些问题,都不是靠一次性补贴能解决的。
张忠谋当年说,美国建厂是“昂贵而低效”的事,现在看,几乎每一步都在验证这句话。
钱越投越多,工厂却始终跑不顺
真正让台积电陷入被动的,并不是单一问题,而是所有问题叠加在一起,形成一种“越补越亏”的结构。
原本120亿美元的项目,很快就不够用了。
为了满足客户和政策预期,投资规模不断上调,从几百亿一路推高,最终变成一个需要长期持续投入的庞大工程。
表面看,是扩张;实际上,是被动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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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问题也越来越明显。
最初规划的量产时间一再推迟,制程节点不断调整,从5纳米变成4纳米,再继续向后延。
不是技术做不到,而是人、流程、协作跟不上。
在台湾省,台积电习惯的是高强度轮班、快速响应的工程文化。设备出问题,凌晨修、当天解决,是常态。
但在美国,这套模式很难复制。
工程师招募周期长,熟练工人不足,轮班制度难以推进。很多人无法适应这种节奏,流动率居高不下。
台积电只能不断从台湾省调人支援,这在短期内能解燃眉之急,却引发了新的摩擦。
当地工会对外来工程师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舆论压力随之上升。企业既要维持进度,又要应付关系,消耗巨大。
结果就是,工厂建成了,但效率始终上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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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却是实打实的高。
同样一片晶圆,在亚利桑那的综合成本,比台湾省高出三到五成,而毛利率却低得多。
这不是短期波动,而是结构性差距。
当制造效率下降,台积电在定价上的优势自然被削弱。客户开始重新评估产能分配,一部分订单转向其他代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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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一家以规模和稳定著称的企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不是能力不行,而是局面无解
外界常把台积电的困境,简单理解为“美国不好做”,但问题远不止于此。
真正的难点在于,台积电已经被锁在一个无法轻易退出的格局里。
美国希望重建本土半导体制造体系,台积电被视为关键一环。政策、补贴、客户需求,层层叠加,形成持续压力。
与此同时,全球半导体竞争也在加速。
亚洲、欧洲都在加大投入,新玩家不断入场,先进制程不再是唯一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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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积电既要维持技术领先,又要承受成本上升,还要在不同市场之间小心平衡。
这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都是极限考验。
张忠谋之所以被反复提起,不是因为他预言得有多神,而是因为他始终抓住了核心变量。
他明白,制造业的竞争,最终拼的是效率、稳定和长期成本,而不是一时的政策红利。
当全球化放缓,供应链被人为切割,企业的选择空间就会被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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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积电今天的处境,并非管理失误,而是在大环境变化中,被迫承担了超出商业逻辑的角色。
钱还要继续投,厂还得继续建,但回报却越来越不确定。
从这个角度看,说台积电“无法向美国交代”,并不是夸张,而是一种现实写照。
不是不想交代,而是很多问题,根本不在企业掌控范围之内。
张忠谋没有说谎,他只是比别人更早看清了这条路的代价。
而现在,台积电只能在已经铺开的棋盘上,继续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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