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陈独秀女儿被批斗后，打算偷渡香港，结果刚上岸就遇到警察

一、 台风眼里的油桶

1970年9月的广东沿海，空气里黏糊糊的，全是海盐和湿土的味道。刚过了一场大台风，海面还没喘匀气，浪头卷起来像黑黢黢的墙，一下下拍在岸边的礁石上，碎成白沫子。

大鹏湾这片海域，平时连打鱼的船都嫌远，这天夜里却飘着几个黑点，随着浪头起伏，像几片随时会烂掉的枯叶。

58岁的陈子美抱着五个空汽油桶，半截身子泡在水里。她是个旱鸭子，这辈子没下过几次水，连游泳池都没去过。但这会儿她敢跳下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海风一吹，湿透的衣服贴在皮肉上，凉得刺骨。手腕上勒着根粗麻绳，一头系着油桶，一头已经勒进肉里，渗出了血珠子。

她不是一个人。身边还有个小儿子，也在水里扑腾，娘俩像是被扔进洗衣机里的两只蚂蚁，随时可能被卷进海底。

这一路太熬人了。从岸边下水，游了快四个钟头，力气早耗干了。嗓子里像塞了把干辣椒，海水灌进去，又苦又涩，呛得肺管子都要炸开。好几次大浪拍过来，直接把她砸进水底下，她只能凭着本能乱抓，手里死死攥着那根救命的绳子。脑子里就剩一个念头：不能松手，松手就全完了。

天快亮的时候，灰蒙蒙的岸线终于露出来了。那是香港的沙滩。娘俩拼了最后一点力气爬上去，瘫在沙子上，浑身像散了架，连手指头都动不了。

还没等把气喘匀，几个穿制服的人围了上来。是香港的警察。

陈子美心里咯噔一下，闭上了眼。那时候偷渡是大罪，抓到就得遣返。遣返回去是什么下场，她比谁都清楚。她等着被铐走，等着被押回去挨批斗。

谁知那警察开口说的是粤语，叽里呱啦的听不懂，但语气不凶，没拿枪指着她。警察看这老太太一把年纪，还带着个半大孩子，浑身冻得青紫，也没立刻抓人，反而先叫了救护车。

这一劫，算是从鬼门关门口蹭回来了。但这只是她这辈子无数次死里逃生里的最后一次。

二、 北大红楼里的“喜子”

陈子美的前半生，其实是在蜜罐里泡大的，虽然这蜜罐有点漏风。

1912年，她生在上海。那是民国元年，改朝换代的大日子。爹是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手，《新青年》的主编，北大文科学长，走到哪都是人群焦点。娘是高君曼，读过书的新女性，长得漂亮，有才情，是陈独秀的第二任夫人。

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大名叫陈子美，乳名叫“喜子”。陈独秀前面几个孩子都夭折了，对这个老闺女疼得不行。家里来客人谈大事，书房是禁地，哥哥们不敢进，喜子能随便进。她就坐在一边嗑瓜子、吃山楂片，看老爹在那写文章、拍桌子发脾气。

陈独秀这人，在家里是土皇帝，脾气暴，对孩子严厉。但只要喜子一进来，他眉头就舒展开了，有时候还逗逗闺女。那时候家里常有大人物来往，胡适、鲁迅这些人都抱过她。鲁迅还给过她糖果，虽然她那时候太小，记不清了。

看着是金枝玉叶，其实日子过得紧巴。陈独秀搞革命，钱都拿去办杂志、搞活动了，家里经常揭不开锅。高君曼跟着他东奔西跑，从上海到北京，再到广州，没过几天安稳日子。

喜子对爹的印象，主要是背影。要么在写东西，要么在开会，要么在跑路。家里的事，全是高君曼撑着。

1925年，喜子13岁，家散了。陈独秀和高君曼感情破裂，离婚了。高君曼带着喜子和弟弟陈鹤年去了南京，住进一间破草房。

那房子真破，屋顶漏雨，墙透风，冬天冷得像冰窖。陈独秀每个月寄30块钱生活费，这钱根本不够娘仨吃饭。高君曼以前是阔太太，现在得出去打零工，洗衣服、做手工，什么苦活都干，手上全是茧子。

喜子也得干活。她在学校学护理，半工半读，一边上学一边去医院帮忙，挣点钱贴补家用。原本娇滴滴的大小姐，硬是熬成了能吃苦的劳动妇女。

最惨的是1931年，高君曼病了。没钱治，就在破房子里咳血，一口口地吐，把床单都染红了。喜子守在床前，看着娘一点点瘦成皮包骨头。高君曼走的时候才44岁，喜子19岁，还没成年，就成了孤儿。

爹在监狱里，娘死了，家没了。喜子把娘埋了，跟弟弟各奔东西。弟弟去了北大，她去了杭州，考进电信局当了电报员。

三、 错付的青春

19岁的陈子美，长得像她娘，清秀，又有文化，在电信局是一枝花。那时候她太想有个家了，太想有人疼了。原生家庭的破碎，让她极度缺乏安全感。

1932年，她认识了张国祥。这人比她大十岁，在银行上班，穿西装，打领带，说话办事透着成熟稳重。他对陈子美展开了猛烈追求，送花、请吃饭、看电影，样样周到。

陈子美从小缺父爱，张国祥这一套对她特别管用。外婆也觉得这小伙子条件好，工作体面，就催着结婚。

结婚前，陈子美带张国祥去监狱看陈独秀。那是1932年，陈独秀刚被抓进去不久，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在探视室里，隔着铁栏杆，陈子美兴冲冲地介绍：“爹，这是我未婚夫。”

陈独秀上下打量张国祥，脸瞬间黑了，拍着桌子骂：“你年幼无知！这人靠不住，嫁给他你要后悔！”

陈子美哪听得进去，觉得爹就是老古董，看不上新人。她跟爹大吵一架，拉着张国祥走了。临走甩下一句话：“以后我的事不用你管！”

这是她跟爹的最后一面。

婚后头几年还行，张国祥装得挺好。陈子美连着生了三个孩子，一男两女。她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累得直不起腰。

1936年，陈子美生老三的时候身体虚，张国祥说找个保姆。结果找来的“保姆”是他老家的原配老婆蔡氏，还带着个女儿。

这事做得很隐秘，但纸包不住火。邻居们议论，说这保姆跟男主人眉来眼去的。陈子美留了个心眼，一查，天塌了。原来张国祥在老家有老婆孩子，这边跟她结婚属于重婚。

陈子美闹过，吵过，要离婚。张国祥跪地求饶，发誓要跟老家断干净。陈子美心软，为了孩子忍了。但这根刺，扎在心里拔不出来。

四、 战火与离散

1937年抗战爆发，日子更乱了。张国祥工作的银行迁到重庆，一家人跟着逃难。

路上那个苦啊，兵荒马乱，飞机轰炸。陈子美又怀着孕，大着肚子带着孩子跑。到了重庆，人生地不熟，物价飞涨。张国祥那点工资，养两个家，根本不够。

陈子美在重庆又生了两个孩子，一共五个。五个孩子围着转，还要伺候张国祥，她从娇小姐熬成了黄脸婆。

就在重庆，她听说陈独秀也在附近的江津。父女俩离得不远，却见不着面。张国祥记恨当年陈独秀骂他，死活不让陈子美去看爹。陈子美只能偷偷哭。

1939年5月3日、4日，重庆大轰炸。日本飞机跟不要钱似的扔炸弹，整个城市成了火海。

那天张国祥带着三女儿上街，警报一响，人炸了窝。张国祥自己钻进防空洞，把三女儿挤丢了。

轰炸过后，满城找孩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三女儿就这么没了。

陈子美疯了一样，跟张国祥拼命。但这男人一句“我也没办法”就搪塞过去了。陈子美看着这个在生死关头扔下亲生女儿的男人，心彻底死了。

这婚，非离不可。

后来她带着剩下的四个孩子去了香港，又回上海。上海沦陷了，日子更难。张国祥在泰州找了个工作，又跟别的女人搞上了。

1945年抗战胜利，陈子美坚决离了婚。张国祥不要脸，孩子一个不给，抚养费一分不出。陈子美为了孩子能活着，只能把孩子留给张国祥，自己净身出户。

33岁，她又成了一个人。

五、 隐姓埋名的日子

离婚后的陈子美在上海一家医院当助产士，也就是给人接生。这时候她遇到了第二任丈夫李焕照。李焕照是个推土机司机，老实巴交，没什么文化，但人厚道。陈子美被张国祥伤透了，就想找个踏实人过日子。

1947年，两人结婚。没大操大办，就请了几桌亲戚。婚后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宝宝，小的叫毛毛。

新中国成立后，日子安稳了些。陈子美有接生技术，政府推广新法接生，她成了街道的红人，后来还当了老师。

她有个大秘密，从来没跟李焕照说过：她爹是陈独秀。

那时候“陈独秀”三个字是雷区，谁沾上谁倒霉。为了两个儿子，为了这个家，她把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连前夫生的那几个孩子，她都不敢多联系。

可纸终究包不住火。

50年代初，前夫的大儿子张肇山参军，表现好，被保送去南京航空学院。政审的时候，查出来他姥爷是陈独秀。

这下捅了马蜂窝。张肇山被退学，后来被关进监狱，没几年就死在里面了，才二十多岁。

这一查，把陈子美也查出来了。陈独秀的女儿，潜伏在人民教师队伍里？这还得了。

六、 风暴中的浮萍

特殊时期一来，陈子美的噩梦开始了。

她被打成“反革命”、“黑五类”。家里被抄了个底朝天，书烧了，东西砸了。她被拉去游街，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陈独秀的狗崽子”，脖子上挂。

破鞋

批斗会天天开。让她交代陈独秀的“罪行”，让她揭发老爹。陈子美能说啥？她跟陈独秀见面都少。但没人信，打她，骂她，关小黑屋。

最难受的是精神折磨。她想死，可看着两个小儿子，又不敢死。

李焕照是个老实人，吓坏了。他不知道老婆还有这背景，觉得自己被骗了，跟陈子美吵架，甚至动手。但他也没离婚，就这么别别扭扭地过着。

两个小儿子在学校也遭殃。同学骂他们是“小反革命”，往他们身上吐口水，扔石头。孩子哭着回家问：“妈，我们是坏人吗？”

陈子美抱着孩子哭，心如刀绞。她知道，再这么下去，两个儿子这辈子就毁了。

她得跑。

可往哪跑？那时候中国跟铁桶似的，出去比登天还难。

只有一条路：偷渡。

七、 死里逃生

1970年，陈子美58岁。她已经被斗了好几年，身体垮了，一身的病。但她脑子特别清醒：必须走，哪怕死在海里，也比在这等死强。

她开始攒钱，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值钱东西——金戒指、银元，全卖了。又跟亲戚借了点高利贷，凑够了买路钱。

那时候广东沿海偷渡成风，有专门的“蛇头”。蛇头说，带一个人过去要一百多块，那是巨款。陈子美带着小儿子，得两个人的钱。

钱凑够了，还得有装备。她不会游泳，蛇头让她买油桶，说抱着油桶能浮起来。她就买了五个大油桶，用绳子绑在身上。

9月的一个雨夜，她带着小儿子出发了。没敢告诉李焕照，留了封信，说去香港找活路，让他别找。

到了海边，风大浪急。娘俩抱着油桶下了水。

刚下水就后悔了。海水那个冷啊，像冰刀子割肉。浪头一个接一个，打得人晕头转向。陈子美不会水，全靠油桶浮力，手死死抓着绳子，勒得肉都翻出来了。

游到一半，体力透支。她想放弃，想松手沉下去算了。可一看身边的小儿子，才十几岁，也在拼命划水。当妈的那个劲又上来了，咬着牙坚持。

也不知道漂了多久，终于看到了香港的灯光。

爬上岸那一刻，她瘫在沙滩上，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小儿子抱着她喊“妈”，她只会喘气。

然后警察来了。

八、 香港的底层

香港警察没把她当犯人，看她一把年纪，又是个女的，先送去了医院。

在医院里，陈子美才知道，小儿子的胳膊划了个大口子，差点废了。她自己也发高烧，差点没命。

命是捡回来了，但日子还得过。在香港，她是黑户，没身份，没工作，还带着个半大孩子。

为了活着，她什么都干。给人家当保姆，洗衣服，甚至去捡破烂。以前是北大校长的女儿，现在成了街头的老妈子。

她不敢用真名，怕那边追过来。也不敢联系以前的熟人。

小儿子慢慢长大了，能帮着干活了。陈子美最挂念的还是留在内地的两个儿子和李焕照。她托人偷偷带信，带钱，但不敢说自己在哪。

李焕照后来知道她到了香港，也没办法，只能在那边熬着。

陈子美在香港活了下来，在香港停留了短暂时间后，陈子美就去了加拿大，居住在华人区。陈子美先在华人开的医院当产科医生，积累了些钱后，开办了一家私人产科医院。她医道高明，还很受华人的欢迎。

九、 异国的起伏

1975年，陈子美到美国定居。1982年，陈子美在纽约皇后区的雷哥公园买下一个合作公寓单元。

如果故事在这里结束，那就是个标准的苦尽甘来的励志片。但生活不是电影，意外来得猝不及防。

1991年，陈子美79岁。这一年，她生了一场大病，肺不好，住进了医院。

也就是这次住院，出了大事。她放在家里的一生积蓄，几十万美金，被人偷了个精光。

报警也没用，查不出来是谁干的。有人说是家里的保姆，有人说是她那个一直跟在身边的小儿子，还有人说是被强盗盯上了撬了锁。反正钱没了就是没了。

这对陈子美是致命打击。她一辈子要强，到老了被人端了老窝。

因为没钱交管理费，公寓管理公司把她告上了法庭。按照规矩，如果再不交钱，就要把她赶出去。一个80岁的老太太，被赶出去就只能睡大街。

陈子美没办法，这才对着媒体说了实话：“我是陈独秀的女儿。”

这消息一出来，华人圈炸了锅。谁也没想到，皇后区那个整天戴着呼吸器散步的中国老太太，居然是当年的“五四”总司令的千金。

中华海外联谊会知道了这事，赶紧派人来帮忙。最后是组织上捐了款，帮她补上了管理费，又给她申请了政府的老人救济金。

这事儿虽然解决了，但陈子美的名声也传开了。大陆那边的女儿也知道了母亲还活着。

十、 孤独的终章

1997年，陈子美85岁。她的两个女儿，就是当年留在前夫张国祥身边的那两个，通过外交渠道联系上了她。

几十年没见，母女通电话，哭得说不出话。女儿们想来美国看她，但那时候手续麻烦，再加上陈子美身体不好，一直没见成。

这期间，陈子美身边最亲近的人——那个陪她偷渡、陪她吃苦的小儿子，不见了。

邻居们说，老太太住院那次之后，小儿子就很少露面了。后来干脆连人带东西都消失了。陈子美也不提他，别人问起，她就冷冷地说：“我没有儿子。”

大家都猜，是不是那笔钱的事儿跟这儿子有关。但陈子美不说，谁也不敢问。

晚年的陈子美，活得像个影子。她在皇后区的公寓里，整天一个人对着电视发呆。呼吸器成了她的命根子，走几步就要吸两口。

她买了一块墓地，就在附近的墓园。没事的时候，她会去墓地转转，看看自己的碑，跟那块石头说说话。她还特意交代邻居，死的时候要穿那件结婚时的礼服。

那件礼服她留了一辈子，压在箱底，即使最困难的时候也没舍得卖。那是她这辈子唯一一次做新娘的见证，也是她对正常家庭生活最后的念想。

十一、 身后事

2004年2月，陈子美因为呼吸衰竭再次住院。这一次，她没能走出来。

医院里，除了护士，没有一个亲人。她躺在病床上，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直到生命体征消失。

4月14日，陈子美去世。因为没有亲人签字，遗体在太平间里放了一个多月。

直到一个月后，大陆的长子李大可得到消息，赶来纽约。他在停尸房里见到了母亲，人已经瘦得脱了相，但那身结婚礼服穿得整整齐齐。

李大可按母亲的遗愿，给她办了个简单的葬礼。来的人不多，有几个老邻居，有慈济基金会的义工，还有几个听说消息赶来的记者。

骨灰最后葬在了她自己买的那个墓位里。旁边是普洛斯家的家族墓地，真的像她说的那样，多了一群希腊邻居。

陈子美这一辈子，从上海的深宅大院，到重庆的防空洞，再到香港的贫民窟，最后死在纽约的公寓里。她像一粒尘埃，被时代的大风吹得四处乱飞，最后落在了一个没人认识的角落。

她的死，就像她的生一样，静悄悄的，没惊动太多人。只有那块墓碑上，刻着她的名字，记录着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家族，最后一点血脉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