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屿叙事与时代女性生活——读杨怡芬小说《鱼尾纹》

杨怡芬在长篇小说《鱼尾纹》中展示了绵密细腻中的锋利，温柔敦厚中的坚硬。她的叙事一如既往在耐心中呈现细节，并在岁月沉淀的笃定中讲述时代洪流中的个人与命运。小说讲述海岛女孩小葵在1984—2020近四十年时光中的挣扎与蜕变。文本呈现了女性个体在职场倾轧中的仓皇失措，在市场与人情世故中的左冲右突，摹写当代女性日常生活、职业和情感婚姻状态，却在波澜不惊中凸显了权力、金钱和欲望中的人和人性的真相。在当代文学场域中，《鱼尾纹》以其独特的岛屿气质和锐利的人性洞察，构建了一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的女性个人生活史。

《鱼尾纹》以编年史的结构，通过小葵人生的四个关键阶段，精准描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社会变迁。小说的四个部分——“银河之眼”（1984—1999）、“鱼尾纹”（2004年）、“浪淘沙”（2009—2011）和“与海豚同游”（2016—2020）——犹如四块时代切片，折射出一幅中国社会变迁的具体可感的图景。这种将个人微观史与时代宏观史相互映照的叙事策略，使小说具有了超越个体命运的历史厚重感。

杨怡芬叙事的文学性是建立在对于细节美学的追求上的。她曾经坦言，她的小说是横着生长的，每向前一步，身后都拖着细密的纱网。你可以批评她“拖泥带水”，但她会很严肃地反驳：小说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泥水”。在《鱼尾纹》中，杨怡芬通过大量精心选择的细节和意象构筑质地坚实的文本。比如小说中对夜海意象的两次描写：“第一次，夜海是白的，‘栀子花香搭配洒满银白月光的海，是个良宵样子’”；“第二次，夜海是黑的，在一场由她发起的带着屈辱的欢爱之后，在旅馆里‘她打开窗，这时节，海边的夜风还是凉的，好像夏天永远不会来了一样。海就在不远处，黑黑的，软软的’”。这种意象的对比和呼应，赋予了小说散文般的韵味。作者对细节的高度重视，使得《鱼尾纹》这部长篇充溢着毛茸茸的生活质感，以及对于世俗烟火意象的诗性解读。杨怡芬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之处，揭示人物内心的波澜和命运的转折，细节描写不仅是氛围的渲染，更是人物心理的外化和主题的深化。这种对细节的精心编织，使得《鱼尾纹》超越了简单的故事叙述，表达世俗烟火中的意象与诗意，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富有诗意的文本世界。

这个文本有着厚重的海岛传统乡土的韵致，小葵的青春期自述带着浓浓的感伤与怀旧，但是这种感伤和怀旧恰恰是进入城市生活的小葵所要摆脱和逃离的。从海岛体面出走的（上大学，找到好工作）的小葵面对的是一个与海岛传统乡土异质的世界。

《鱼尾纹》最为惊心动魄之处，在于作者以罕见的勇气直面女性身体如何成为权力交易的场域，凸显出身体政治中女性欲望与权力结构的交锋。小说中小葵与局长的床照事件，远非简单的权色交易可概括，而是揭示了身体政治的复杂本质。比如当小葵回忆床照的起因时，她清醒地意识到：起因确实是因为一摞照片，摄于2004年的朱家尖海滨酒店——那家酒店，躺在床上就能看日出。我约我的局长在那里见面。为什么要约他在那里见面？不知道，我就是想着能在床上看日出，就选了那里。这段冷静到近乎残忍的自我意识剖析，打破了传统叙事中女性作为纯粹受害者的简单设定。小说深刻之处在于，并未将小葵描绘成完全的被动者，而是揭示了她在这种权力游戏中的复杂心态与主动选择。在朱见鹤为小葵开脱时，“小葵本想说不是这样的，局长那时候不是老男人，她自己也有责任。可她到底没说出口，因为羞愧而落下的泪水，让她更觉得羞愧。”这种对“完美受害者”期待的背离，正是《鱼尾纹》超越普通社会问题小说的关键所在。由此小说从伦理道德价值叙事走向女性身体的现代性经验表达——通过小葵的身体叙事，展现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真相：在权力结构中，女性不仅可能成为受害者，还可能成为合谋者。这种合谋不是道德沦丧的简单判断，而是个体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生存策略，当然这种策略带着道德伦理和价值观的双向撕裂——既背离传统女性立场，更是背离了现代女性一直孜孜以求的主体性独立与自由的立场。

当然，文本的叙事策略依然是建构性的，作者让小葵“自断腕足”——辞职并离婚，这一行为正是对这种身体政治的反叛与突围，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开始。小葵正是在对于身体政治的突围中显示出对于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性意图。女性只有走出欲望与权力结构的叙事，才能真正成为人生叙事和文本叙事的精神主体。小说后两章的小葵开始以真正的主体性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宏大叙事中，真正代表着女性现代主体在历史深处的发声。由此，前两章中的小葵上进而张皇，因小欲望和小确幸显出温婉而脆弱的性格；后两章的小葵是世故而精明，又笃定而坚韧的。作者以手术刀般的锋利，剖析了女性在权力、财富与情感交织的复杂网络中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突围。《鱼尾纹》的结尾，作者留下了一个悬念——小葵在面对一个更大的“局”时该如何抉择。这种开放式的结局，恰恰暗示了女性自我救赎和主体性建构的未完成性。

《鱼尾纹》叙事的独特性还在于作者将舟山群岛这一地理空间转化为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精神场域。海岛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既是一种物理存在，也是一种心理状态。文本中这样描述：“这里是内海，对岸远山一重又一重……从这里回溯，能通往长江上的任何一个港口……整个舟山群岛，就是长江水道和南北海运的T字路口，这里通江达海。”这种地理特征恰恰象征着小说主人公的精神结构——在封闭中渴望开放，在局限中追求自由。

作者作为舟山人的“在地性”，这赋予了《鱼尾纹》坚实的地域质感和独特的岛屿性格。比如小葵的阿爹就是一个极具社会文化景深的父亲形象，他是个海岛农民，又经常做出不像农民做的事情。小葵更是既有海岛人的坚韧与务实，又有着超越地理局限的野心与视域——舟山这座海岛见证了她从青涩到成熟的全部隐秘心事与无声抗争。海岛不仅是故事的背景板，更是形塑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小葵从海岛少女到女企业家的蜕变，正是岛屿性格中那种既务实又敢闯的精神的体现。海岛潮水与无数观光客一次次席卷着小岛，也浸润小说中的各色人等与人物的命运。由此小说在寻常人生里面隐藏着属于个人的传奇故事，在日常生活中潜伏人性深幽处无声的惊雷。岛屿叙事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这种岛屿叙事使得《鱼尾纹》既具有浓郁的海岛地方文化韵致，又蕴含着与时代宏大叙事相辅相成的开放与包容。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评论家）

原标题：《岛屿叙事与时代女性生活——读杨怡芬小说《鱼尾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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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郭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