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命运这东西,就像是一场没排练过的戏,你以为自己是主角,能掌控剧本,结果大幕一拉,你不过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一片叶子。
今天要聊的这个女人,叫吴光伟,或许很多人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在1937年的延安,她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甚至有人说,她是当时的延安第一美女,咱们把时间拨回到1937年的春天,那会儿的延安满眼都是黄土高坡,女同志们大多是齐耳短发,一身灰军装朴素得不能再朴素。
可吴光伟不一样,她留着那个年代最时髦的波浪卷发,嘴唇上涂着鲜艳的口红,说起话来还时不时蹦出几句流利的英语,在那个满是尘土的地方她就像一朵突然绽放的红玫瑰,扎眼又让人忍不住想多看两眼。
其实她本来就不属于这里,或者说她太超前了,吴光伟出身不错,家里有钱北师大毕业,还去美国留过学,这就注定了她和当时大多数为了生存而革命的人不一样,她是带着一种浪漫主义情怀奔赴延安的。
那时候她给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当翻译,也就是那个后来写《伟大的道路》的女记者,说实话吴光伟在延安的那7个月,确实是她人生中最耀眼的高光时刻。
她不仅长得漂亮还有才,演高尔基的话剧《母亲》她在台上哭,底下的战士们跟着抹眼泪,那种感染力,不是光靠脸就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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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坏就坏在太时髦了,史沫特莱是个美国大妞,性格奔放觉得延安的生活太枯燥,就弄了个留声机教大家跳交际舞,吴光伟自然成了舞池里的明星,你想想,在那个还要为了小米发愁的年代,男男女女搂在一起跳舞,这在很多从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走过来的老同志眼里,简直就是伤风败俗。
尤其是那些女同志们,看着自家男人跟这个涂着口红的洋学生跳舞,心里能是个滋味吗,于是,矛盾爆发了,这就是后来传得沸沸扬扬的吴光伟事件,具体细节咱们就不扒了,毕竟那是历史的尘埃,谁也说不清。
结果就是,1937年8月,吴光伟被礼送出了延安,她在那里,仅仅待了7个月,这短短的200多天,却成了她一辈子都走不出的梦,离开延安后,她的日子并不好过,刚到西安就被国民党抓了,这时候救她的,是她的前夫张研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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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研田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后来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说起来也是造化弄人,吴光伟心里一直想回延安,想回共产党这边,可因为那个事件,再加上她后来跟国民党军官复婚,这条路算是彻底堵死了。
她就像一只迷途的孤雁,夹在两个阵营中间,哪边都靠不岸,最绝望的时刻,发生在1949年,那是11月底,重庆解放的前夕,解放军的炮火声已经隐约可闻,国民党的高官显贵们都在忙着抢飞机票逃命。
吴光伟不想走,她是真的不想去台湾,她想留下来,哪怕是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可是张研田不干,他太清楚当时的局势了,如果不走不仅他活不了,吴光伟作为他的太太,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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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重庆机场的混乱中,张研田硬是把吴光伟和两个孩子塞进了飞往台湾的飞机,那一刻,当飞机轰鸣着冲上云霄,看着脚下越来越小的山川河流,吴光伟大概心里清楚:这一走,就是永别。
到了台湾后的日子,怎么形容呢,就像是把一朵鲜花插在了干枯的花瓶里,她虽然衣食无忧,但精神上却是枯萎的,据说,在台湾的那些年,每当家里聚会喝多了酒,她总会做出一些让张研田吓出一身冷汗的举动,她会举起酒杯,悄悄地为那边的领袖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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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简直就是在玩命,可她控制不住,因为那是她青春最炽热的记忆,是她生命中唯,段觉得自己在为理想而活的时光,1979年,吴光伟在台北病逝,享年68岁,她走的时候,那个烫着卷发,涂着口红、眼神明亮的延安第一美女,早就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满脸沧桑的老太太。
有人说,她是时代的牺牲品,其实,在那个大动荡的年代,谁又不是呢,她这辈子,就像是一颗划过延安夜空的流星,虽然只亮了那么一瞬,但那个瞬间,却耗尽了她一生的光和热,只可惜,历史的车轮滚滚,从不在乎碾碎了谁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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