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控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吗

编者按：美俄之间目前仅存的核军控条约将于今年2月到期，国际上有关“军控时代走向终结”的哀叹随之涌起。“军控时代”到底是指什么？为了应对国际安全挑战，世界需要怎样的治理范式转换？本期“环球圆桌对话”就此展开讨论。

郭晓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研究中心主任
何奇松：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张家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军控时代”经历复杂历史演变

郭晓兵

近段时间，“军控时代走向终结”成为国际战略界和舆论界热议的话题之一。其实，军控古已有之。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有“弭兵之盟”。中世纪，欧洲曾对十字弓的使用加以限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曾制定《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如此等等。但那时候军控在国际安全中的作用比较微弱，还称不上“军控时代”。

真正的“军控时代”，是指二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这段时间。其间，军控尤其是以条约形式实施的核军控成为大国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手段。根据主要矛盾变化，“军控时代”可以分作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两个阶段。

冷战时期，随着东西方阵营对抗加剧，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美苏囤积的庞大核武库足以把地球毁灭多次。疯狂扩军备战并没有让美苏感到更加安全，反而给自身和全世界带来严峻挑战。另外，庞大军费开支还给美苏带来沉重经济负担。在此形势下，美苏逐渐形成共识，即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核战争，并对军备竞赛施加适当限制。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苏基本达成“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均势后，两国通过军控谈判达成一系列条约，对军备进行限制乃至削减，以维持动态平衡，避免无限制消耗。其间达成的主要成果包括《反导条约》《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中导条约》《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等。同时，防扩散也提上国际军控日程，联合国1968年通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防止核武器向更多国家扩散。

这一时期国际军控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军控成为国际安全与国际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二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国际军控进程。三是军控主要目标是维持美苏之间战略稳定，管控核军备竞赛。四是危机热线等建立互信措施成为军控新手段。五是核查成为军控条约重要内容。

后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对抗结束,国际安全形势趋向缓和，世界格局朝着一超多强的多极化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国际军控形态随之转变，主要目标转向维护全球战略稳定、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制止地区武装冲突、限制常规武器转让以及防范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等。

20世纪90年代被称作国际核军控的“黄金期”，核军控谈判取得诸多实质性进展：1993年，美俄签署《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199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通过该条约无限期有效的决定；199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入21世纪后，主要大国在防扩散、核安全方面加强合作，但美俄双边核军控体系不断遭到削弱。例如，美国为了谋求优势地位先后于2002年、2019年退出《反导条约》《中导条约》。美俄核裁军的核查措施也大大弱化。例如，2003年美俄签署的《莫斯科条约》规定将战略核弹头数量削减到1700—2200枚，但没有任何核查条款。

这一阶段国际军控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军控进程，大力推动于其有利的军控议程和规则。二是军控重点由防止核战争转向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三是以条约为基础的军控呈现先增强后削弱的走势，但国际军控体系基本结构保持完整。四是西方双重标准和歧视性做法损害了国际军控和防扩散机制的权威性与有效性。

总的来看，过去几十年来，军控在国际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防止核武器国家之间迎面相撞，特别是有效遏制了核战争爆发，维持了全球战略稳定；抑制核武器扩散，防止军备竞赛无限升级，推进了核裁军；减少相关军费开支，使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获得更多资源，等等。20世纪60年代，人们曾认为20年内将有25—30个国家拥核。但迄今为止，拥核国家数量远没达到那种预期。“军控时代”建立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为何反应冷淡

何奇松

说到“军控时代的终结”，首先需要进行一定的概念区分。这是因为，通常意义上的国际军控条约或协定依然存在，比如《国际禁止集束炸弹公约》《渥太华禁雷公约》等，对于缔约方仍然起到约束作用。美国一些智库或媒体将美俄之间仅存的核军控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即将到期，视为“军控时代”走向终结的标志性节点，显然是将“军控”概念具体到了核军备管控的层面。

不得不说，美国对核军控态度的转变，是导致“军控时代”难以维系的一个主要原因。过去20多年来，美国先后退出《反导条约》《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和伊核协议，这对国际军控体系造成系统性破坏，对全球战略稳定造成严重冲击。对于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于今年2月到期一事，美方目前反应冷淡，这意味着两个核大国履行双边军控协议的时代走向终结，确实可能成为现实。

美国态度转变的背后透着一如既往的“实力原则”。20世纪60年代，美苏之所以能开展军控谈判，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双方的核力量基本达到可以“相互确保摧毁”的平衡，美方无法取得绝对优势，反而可能因为持续的核军备竞赛而使自己陷入无限制的消耗，所以才选择与苏联达成一系列军控条约。到了冷战后期，美国担心苏联核力量提升导致“核平衡”局面被打破，于是提出并加快推进“星球大战计划”，通过加强反导系统建设维持自身“可靠威慑”并打破相互确保摧毁的魔咒，同时试图凭借自身强大经济实力拖垮苏联经济。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对俄罗斯核力量虽然仍有忌惮，并总体延续了冷战期间建立的国际军控体系，但已越来越难以掩盖谋求绝对战略优势的意图。

2002年，美国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1972年与苏联签署的《反导条约》，国际军控与裁军体系基石开始松动，大国战略关系以及国际安全形势演变加剧。在华盛顿眼里，支持国际军控的根本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自己”。近年来，美国加快更新“三位一体”核打击体系，在去年底公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要发展“最强大、最可信、最现代化的核威慑力量”。为此，美国2026财年预算申请中大幅提高了核武器设计、制造、维护和改造费用。这番操作，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在战略力量层面拉开与俄罗斯等国的差距，进一步巩固美国全球领先地位。与此同时，在影响大国竞争的其他一些领域，比如太空技术、人工智能等，美国自认为占据优势，这些都加剧了华盛顿自行其是以及向着孤立主义回摆的趋势。这种心态体现在军控层面，就是当前美国对于延续既有军控条约、维系国际军控体系意兴阑珊。

但正如国际舆论已经广泛担忧的那样，“军控时代”走向终结或国际军控体系式微，势必会带来显而易见的连锁负面效应。最近几年，接连发生的一系列地缘政治冲突带来地区性乃至全球性影响，导致国际安全形势恶化。其间，一些有核国家卷入的冲突导致核战争风险增加，日本等个别国家“拥核”冲动愈发明显，这些都将导致原有的军控体系遭到侵蚀，国际核军控面临更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

在国际局势动荡加剧的大背景下，美俄双边核军控进程走向终点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全球核不扩散体系压力增大。1945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至今，人类拥有核武器已经80多年，并且逐渐形成了多边军控体系以及在使用核武器方面面临巨大伦理道德压力的“核禁忌”。在军控体系遭受冲击的情况下，“核禁忌”以及“无核世界”等理念依然起到一定规范作用。同时，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及其与核常武器互动增多，某个大国垄断“核优势”的意图终将难以维系，国际军控需求可能随之再次提升。无论如何，防止这把高悬于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落下，事关全人类的前途命运，也需全人类共同担起责任。

该告别“只数核弹头”的旧逻辑了

张家栋

随着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于2026年2月到期，国际舆论场上有关“军控时代终结”甚至“军备控制已死”的悲观声音又起。

客观而言，条约到期确实将导致传统军控体系的“双极时刻”走向终结，诞生于冷战时期、美俄双极主导、主要依赖数量博弈的军控体系因此遭到严重冲击。长期以来，国际军控“大厦”建立在一个默认的前提之上，即美俄（苏）之间的协定与条约就是全球核秩序的主要“法律规则”。如今，这个传统认知正在遭到解构。虽然在核弹头存量上美俄依然占据全球绝大多数，但国际军控现实变得更加复杂，亟需一种综合范式转变。

除了国际权力结构的横向变迁，导致原有军控体系式微的另一深层原因，在于军事技术革命带来的纵向维度拓展。在传统认知中，核武器被视为“绝对武器”。传统军控也像是一门算术课，主要关注发射载具数量、弹头当量以及导弹射程等，遵循的是“相互保证毁灭”（MAD）的恐怖平衡逻辑。然而，21世纪的战略现实正在颠覆这一逻辑。核武器曾经至高无上的威慑效能与战略地位，越来越受到人工智能（AI）赋能的太空武器与网络武器的挑战：太空技术的“透明化”剥夺了核武器的隐蔽性；网络与AI武器的“渗透性”瓦解了核武器的控制链。在这个意义上，新兴虚拟空间力量正在对传统实体核力量实现“降维打击”。世界面对的不再是单纯的核军备竞赛，而是一场混合了实体毁灭与虚拟瘫痪、认知杀伤的“新型军备竞赛”。

新型军备竞赛需要新的军控思维与实践，当下尤需从“双极时刻”转向“多元共治”的体系重构。一方面，核安全治理主体需要进行多元化改造。美俄双边军控体系已经无力支撑摇摇欲坠的国际核治理天花板，因而亟需引入新承重柱。但这绝不是指美国那种为了转嫁责任而试图“强拉中国入局”的操作。这里的多元化是指构建一个包容性的多边框架，在联合国框架下形成多边对话和行动机制。

另一方面是治理维度的多维化。既然威胁来源已从传统的核弹头外溢发展到太空、网络和AI等新兴领域，那么国际安全治理的触角也须同步延伸。我们需要走出“只数核弹头”的传统思维，新的安全治理须将“核武器与反核能力”“实体核力量与虚拟核力量”等进行综合考量。不防止外空武器化，就不太可能指望主要大国主动抑制获取或强化“终极武器”的冲动；不建立“互不网络攻击核设施”等行为准则，战略互信就无从谈起；不为AI等新兴技术在军事决策中的应用设置“红线”和伦理规范，人类就可能丧失对防止战争升级的把控。

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为破解新型军控难题提供了理念框架与可行路径。新型军控不再只是传统狭义的军控，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安全治理，其核心在于承认安全的不可分割性，任何国家都不能通过剥夺别国安全来建立自己的“绝对安全”。在实践层面，世界需要推动一种“交叉领域的军控”。为此需要重塑战略互信，比如核大国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的底线；还要设置技术护栏，确保人类对核力量拥有不受算法等干扰的绝对控制能力。

‍简而言之，国际舆论场中对于“军控时代终结”的担忧与哀叹，本质上是对既有军控体系遭受重创的恐慌。但这同时也是一个重塑规则的关键时刻。既然太空、AI和网络等领域新兴技术正在改变战略威慑的底层逻辑，我们就须通过推动军控体系的多元化与多维化，将“控制”升级为多方共同参与的“治理”，建立更加稳定、公正和可持续的全球安全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