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月，停止一切治疗。带癌生存的爸爸，终于笑着吃了顿饺子

2023年11月2日 周四 阴

爸第三次因为恶性肠梗阻住进肿瘤科。

止痛泵的剂量已经调到最大，他还是会在半夜被疼醒，额头上全是冷汗。肿瘤科主任找我谈话，办公室的盆栽有些蔫了。

“你父亲的情况，我想我们都需要面对现实了。”他调出最近的CT影像，腹腔里一片混乱，“广泛腹膜转移，肠道就像被水泥浇筑了一样僵硬。任何抗肿瘤治疗——化疗、靶向、免疫——对他不仅无效，反而会加速消耗他最后的体力。”

“继续营养支持？”

“静脉营养可以维持生命体征，但解决不了梗阻，也阻止不了肿瘤生长。而且长期卧床，血栓、感染、压疮这些并发症很快会找上门。”医生顿了顿，看向我，“他现在最需要的，可能不是延长生存时间，而是提高有限时间里的生存质量。你考虑过安宁疗护吗？”

安宁疗护。这四个字，在抗癌的两年里，像是个禁忌词。我们一直在“战斗”，怎么能谈“放弃”？

11月5日 家庭会议

我把妈、还有从外地赶回来的妹妹叫到一起。桌上摊着最新的所有报告。

妈先开了口，声音很轻，却很坚定：“别让你爸再受罪了。每次化疗完，他吐得昏天暗地的时候，都跟我说‘不如死了痛快’。咱们……听医生的吧。”

妹妹红着眼眶点头：“哥，我每次视频，看爸被针扎得青紫的手背，看他因为激素浮肿的脸……我心里都揪着疼。我们是不是太自私了，只想让他‘活着’，却不管他活得有多痛苦？”

那天下午，我们去病房征求爸的意见。他因为腹水和肠梗阻，肚子胀得像鼓，呼吸都有些费力。但眼神是清明的。

我握着他的手：“爸，医生说，那些治肿瘤的药，对你已经没用了，只会让你更难受。我们……咱们回家，行吗？回家好好养着，不扎针了，不抽血了，就吃止疼药，吃你想吃的，做让你舒服的事。”

爸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很慢、很用力地点了下头，眼角渗出一滴泪。那不是痛苦的眼泪，倒像是……终于得到了某种赦免。

11月8日 出院回家

我们办理了自动出院。肿瘤科医生给我们联系了社区的安宁疗护团队。离开前，我们签署了“不进行心肺复苏（DNR）”和“预立医疗指示”。

护士长来帮我们撤除不必要的管路，只留了一个很细的皮下留置针，用于连接一个小巧的便携式吗啡泵，持续输注止痛药。她教我们如何换药，如何观察呼吸，如何做简单的护理。

“让他舒服，是第一位的。他想吃什么就吃一点，想说什么就听着，疼了随时加药。”社区的王医生上门来看过，留下了24小时联系电话。

家，终于不再是两次化疗之间的中转站，成了真正的港湾。

最初两周：缓慢的“复苏”

没有了化疗药物的持续打击，爸的恶心、呕吐首先消失了。虽然还是吃不下多少东西，但至少不再一闻到饭味就反胃。

便携式吗啡泵很好地控制住了他腹腔和骨转移的疼痛。剂量由社区医生根据他的情况远程调整。他不再整夜呻吟，能连续睡上三四个小时。

精神好的时候，他能靠在床头坐一会儿。阳光好的午后，我会扶他到阳台的藤椅上，盖着毯子，晒晒太阳。他不怎么说话，就是眯着眼看外面，看树上最后几片叶子摇晃，看邻居家的鸽子飞过。

我们不再谈论白细胞计数、肿瘤标志物、下一次CT复查。我们聊的，是阳台那盆茉莉要不要搬进屋，是晚上电视里哪个台有戏曲节目，是我小时候他带我钓鱼的河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抗争的紧绷感，从全家人的身上，一点点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疲惫，和疲惫之下，缓缓流淌的平静。

11月25日 他突然说：“想吃饺子。”

妈愣了一下，然后像接到圣旨一样，忙不迭地应着：“哎！哎！妈这就给你包！想吃什么馅的？”

“白菜……猪肉吧。别太肥。”爸慢慢地说。

妈立刻去了菜市场，挑了最新鲜的白菜和最好的前腿肉。和面、剁馅、擀皮，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脸上带着久违的、有奔头的光彩。

饺子煮好，盛了五只，放在小碗里，晾到温热。爸靠在枕头上，我坐床边，一只一只喂他。

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要咀嚼很久，但很认真。吃了三只后，他摇了摇头。不是吃不下，而是那种“我够了，很好吃”的满足的摇头。

然后，他笑了。不是大笑，是嘴角微微地、真切地向上弯起，眼角的皱纹舒展开。那笑容里，没有忍受痛苦的勉力支撑，只有食物带来的、最纯粹朴实的慰藉。

“好吃。”他说，“是以前那个味儿。”

妈背过身去，用围裙使劲擦眼睛。我的视线也瞬间模糊。两年了，我们看过他因治疗有效如释重负，看过他因病情反复强颜欢笑，但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他因为“好吃”而露出这样放松、满足的笑容了。

那一刻，所有的化疗、放疗、靶向药带来的痛苦，所有为延长那几个月生命而付出的艰辛、焦虑和金钱，仿佛都被这顿寻常的、热乎的饺子暂时抵消了。我们争夺的不是时间，而是时间里的这一刻：他是父亲，是丈夫，是一个能品尝食物滋味、感受到家庭温暖的人，而不是一个代号为“某某床晚期患者”的治疗对象。

最后的日子

停止所有抗肿瘤治疗后的日子，像秋日里缓慢流淌的溪水。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弱下去，腹水增多，进食越来越少，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但在吗啡泵的作用下，他没有再经历那种撕心裂肺的爆发痛。社区医生定期上门，调整镇痛方案，处理腹水引起的腹胀不适。

我们轮流守在他床边，握着他的手，跟他说话，或者就只是安静地陪着。有时他醒来，眼神掠过我们，掠过房间熟悉的摆设，会微微地点点头，然后又沉沉睡去。他的面容，在疾病和药物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变得平和，甚至有一种奇异的宁静。

12月7日 立冬后的第一场雪

凌晨，爸的呼吸变得很浅，很慢，最终像一片雪花落地，悄无声息地停止了。

他的表情安详，眉头是舒展的。母亲为他擦洗身体，换上他最喜欢的旧中山装，轻声说：“老头子，这下不疼了，好好睡吧。”

没有抢救的嘈杂，没有仪器的警报。他在自己的家里，在自己的床上，在至亲的陪伴下，走完了最后一程。

这最后一个月，我们没有“战胜”癌症。肿瘤依然在他的体内肆虐，最终带走了他。

但我们似乎赢得了另一些东西：赢回了父亲作为“人”而非“病人”的最后尊严；赢回了一段相对平静、少有痛苦的共处时光；赢回了那顿他笑着吃完的、有“以前那个味儿”的饺子。

在抗癌这场注定艰难的战役里，前期我们倾尽全力，用尽现代医学的武器去攻击敌人。而在最后关头，我们选择了转换策略——从“攻癌”转向“安人”。这不是投降，而是明白了战争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赢得一场不可能的大捷，而是为了让所爱之人，在通往终点的路上，少一些荆棘，多一些温暖与体面。

我仍然会为父亲的离去痛彻心扉，但我不再为最后这个月的选择后悔。那顿饺子的滋味，和爸爸当时的笑容，会像暗夜里的微光，永远温暖着那段充满创伤的记忆。它告诉我，在生命的尽头，爱与尊严，有时比单纯的“活着”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