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临终前，放心不下小其29岁的妻子，对她提了两个特殊的请求

1942年5月的江津，闷热的夜风吹不散病榻上的沉重气息。灯火下，陈独秀已是形容清瘦，骨节分明的手指仍紧扣住妻子潘兰珍的衣角。这个陪他走过十二年颠沛流离的女子，比他年轻整整二十九岁，如今却眼含泪光，听他作最后的嘱托。

“你要靠自己活下去。”他断断续续地说，“别让人拿我当筹码。若有合适的人，就再找个伴儿。”话音低微，却掷地有声。身旁的何之瑜记下了两条：帮她谋个工作；此后婚事，尊其自愿。潘兰珍泪如雨下，却只能点头。

这一幕若与二十年前相对照，更添唏嘘。1920年代初，陈独秀意气风发，《新青年》意图“唤起民众”，他本人也被推为中国共产党的首任领导。可时局风云突变，1927年大革命受挫，他连折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女儿玉莹亦郁忧而逝，幼孙不满周岁便夭折。家国两重创，把他从巅峰推入深渊。

1930年冬，他隐名埋姓躲在上海熙德华路一座石库门里，自称“李先生”。正是在那里，他遇见了苦命的女工潘兰珍。她出身南通贫家，十三岁进烟草厂，手被割出厚茧，却仍要躲避工头的骚扰。每天替这位“李先生”送菜洗衣，她发现他举手投足之间透着书卷气。识字不多的她，第一次在黄昏小楼听他讲“共和”“自由”，心中仿佛点亮灯火。

暮色里，两人常并肩回家。陈独秀教她认字，写信，几个月后她能读报了；潘兰珍则把微薄工资贴补在他吃穿医药上。感情无声生根，上海滩的风声鹤唳反倒成了催化剂。

可危机转瞬就来。1932年10月，因人告密，陈独秀在霞飞路被捕。上海各报轰然登出“匪首陈独秀”大字标题，潘兰珍在街头摊档看到报纸，惊得手里竹篮落地：“这不就是我家李老先生！”自此，她才知道爱人真实身份。她辞工，天天往提篮桥狱门口送饭，不顾旁人冷眼。

蒋介石忌惮这位昔日政敌，旋即将他押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潘兰珍亦随行，租下简陋小屋，靠给饭馆洗碗糊口，只为每天探监。狱方见她毫无政治背景，反而放宽探视。陈独秀在狱中潜心研究音韵学，书架摆满经史子集，来探望的多是学界名流：胡适、顾颉刚、张奚若……每次会面结束，他总嘱托友人：“多照应这位小姑娘，她是我妻子。”

1937年8月，全面抗战爆发。中外舆论压力下，南京政府释放部分政治犯，58岁的陈独秀获释。重见天日第一件事，他在武昌一家成衣铺里公开迎娶潘兰珍，一对简薄戒指抵过山盟。几天后，国民党派人送来“劳动部长”任命书、十万元资助、数个参政席位。陈独秀撕碎电报：“我不会替杀子仇人效力。”随手扔进火盆，灰飞烟灭。

他选择避居四川江津，贫病交加仍不肯接受蒋氏馈赠。周恩来托人送来一百块银元，也被婉拒：“不能再欠人情。”学界旧友多次募款，他只收书不收钱。日子清苦，夫妻俩靠卖旧书、种菜度日。冬夜里，陈独秀伏案校订《说文解字》，潘兰珍在油灯下补衣。偶尔，他会抬头笑问：“字认得又多了吧？”她羞涩地点头，握笔在纸上写下“自由”二字。

病魔还是悄然逼近。1942年春，他因胃疾恶化住进江津医院，医药费几乎压垮日用。友人送来补贴，他让潘兰珍推辞。“能撑一天算一天。”5月27日夜，灯火忽暗，他将那句“自主”遗言一字字挤出口，随后长眠，终年六十四岁。

丧事简单得惊人：一口薄棺，五只旧瓷碗，几袋手稿，是他留给人世的全部。潘兰珍依嘱带走这些遗物，先去重庆找份农场杂役的工作，又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在浦东小学担任炊膳工。她极少提及昔日丈夫，只在深夜悄悄摊开那沾满批注的《说文》，呆看良久。1949年11月，41岁的潘兰珍病逝，遗物中仅有那五只瓷碗和一沓信札。

事情并未就此终了。1953年2月，毛泽东登“洛阳”号军舰抵达安庆，向市委书记傅大章询问陈独秀的后人境况。得知小儿子陈松年困顿至卖掉北京故居，毛泽东叹息：“何必卖房？地方上应该帮一把。”此后，安庆统战部按月发放补贴，直至1990年陈松年去世。

陈独秀在政治史上的功过自有公论，可他在病榻前留下的两条嘱托，却折射出那颗历经沧桑仍柔软的心：一是希望伴侣靠双手立足；二是允许她再次寻找幸福。世人常记得他张扬锋利的笔调，却忽视了他在生命终点的温情。这份关照，随着潘兰珍孤独地走完余生，终于沉入民间记忆。若非偶然翻出的旧信与流散的五只瓷碗，人们很难体会那一夜江津灯火下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