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一会儿像布道者，一会儿像强盗？

这两天读了两篇有意思的文章。

一篇是《大西洋月刊》的《美国对抗世界》，文章直指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遭遇“人为终结”——并非能力枯竭，而是美国（特指特朗普路线）已不愿再做全球秩序的守夜人，甚至不惜动用力量去摧毁这套秩序。作者重提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此警示特朗普政策的破坏力。

另一篇则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的演讲。里面有句话我很喜欢：

“强者拥有他们的力量。但我们也有一样东西：停止假装的能力，指认现实的能力，在国内建立实力的能力，以及共同行动的能力。”

两篇文章指向同一个事实：世界正处于旧秩序瓦解、新秩序尚未成型的混沌期。

不同的是，前者对旧时代的温存恋恋不舍，试图用自由主义的余温取暖；而卡尼的演讲则表明，加拿大已接受旧秩序失效的现实，开始在未来的迷雾中探索位置。

感兴趣的，可以看看这两篇原文，我将链接贴在下面。

2026年的1月注定是多事之冬。

曾在委内瑞拉呼风唤雨的政治强人马杜罗，身着橙色囚服，在纽约联邦法院等待审判；中东伊朗的抗议民众，没等到美国的“天兵”，却迎来了断网、哭泣和倒在血泊中的尸体。

而川普则把目光再次投向北极圈那片冰原——格陵兰岛。这回不再是几年前试探性的报价，而是关税大棒和赤裸裸的地缘安全威胁。

眼前这些荒诞的画面，既不是联合国宪章里的“主权平等”，也不是自由主义者嘴里的“国际法治”。

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或者说是什么促成了现在的局面？

显然，这一切并不能仅仅归结于某一位美国总统的上台，背后复杂变化的形势，早在2014年甚至更早就埋下了伏笔。

1992年，红旗落地，苏联解体。

美国作家弗朗西斯·福山断言：人类意识形态演进已至终点，自由民主制将是最终形态。福山的预言听着顺耳，但这不过是欧美视角的自以为是。他们在温室里待太久了，以至于忘记了世界残酷野蛮的另一面。

最早提出“历史终结论”的人是黑格尔。

1806年，拿破仑在耶拿战役中击败普鲁士军队，黑格尔激动地喊出“历史终结了”。黑格尔认为，以拿破仑为代表的法国大革命原则（自由、平等）既已战胜旧制度，往后的历史，不过是对这些原则的修修补补。

西方人，特别是英美人，太痴迷这个故事了。

为什么？因为这太对他们胃口了，完美契合了骨子里的“辉格叙事”（Whig Narrative）——认定历史这条大河，注定是朝着现代和进步的方向奔流不息。

如果你读过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的《上帝与黄金》，就会发现英美文化里那种独特的脉络：他们坚信历史是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缓慢、坚定且不可逆转地走向自由与繁荣。

在他们眼里，“变革”是神圣化的，他们认为混乱与动荡是通向更高秩序的必经之路，就像圣经里亚伯拉罕听从上帝的召唤，义无反顾地走向未知之地。

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这三百年来，从路易十四、拿破仑到希特勒，再到冷战时的苏联，这些试图独霸欧亚大陆的陆权巨头，最终都倒在了英美体系的脚下。

这可不是运气，而是英美人手里捏着一套“海权加金钱”的必杀技：控制大海就能控制贸易，有了贸易就有钱，有了钱就能在资源上活活耗死对手。这就是“海洋秩序”。

无论是英格兰银行还是华尔街，本质上都是战争的输血泵。相比其他民族，英美人骨子里更敢于拥抱资本主义那种“带血的繁荣”。但也正是这种顺境，养出了一种致命的傲慢：误以为自己永远是天选之子，既不如法国、西班牙专制僵化，也不至于过度混乱；既有宗教约束维持道德底线，又有足够自由激励创新。

英美人以此确信，自己的成功源于制度优越，且放之四海而皆准，就像童话里的粥，不冷不热刚刚好。

英美霸权对付那些“非自愿合作”国家的手段非常务实：它不指望你爱它（文化认同），但它把通往财富和权力的路（资本主义现代化）给垄断了，逼着你非得维持这段“婚姻”不可。它赌的是，日子久了，你要么被同化，要么因为陷得太深拔不出来。

所以冷战一结束，西方就产生了一种错觉。他们以为全世界最后都会变成瑞典或者加拿大，大家坐在一起聊碳排放、聊同性恋权利、聊贸易规则，在这个“后历史”的大花园里岁月静好。

但他们忘了，花园外面，还是丛林。

这种幻觉在2014年被彻底击碎。那一年，地缘政治强势回归。

在东欧，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普京用行动昭示：领土和边界，依然可以用坦克来改变。

在东亚，中国开始对沿海水域宣示主权，南海上的岛礁建设搞得热火朝天。

在中东，伊朗也没闲着，联手真主党和阿萨德政权，一门心思要打通从德黑兰直抵地中海的什叶派走廊。

米德把中、俄、伊这三家统称为“修正主义国家”。

别看这三家内部也不怎么对付，比如中国想要低油价，而俄伊巴不得油价上天。伊朗的世界观与中、俄截然不同，俄恐惧中国的崛起。

但在另一个目标上他们是一致的：推翻以美国为主导的秩序。

俄罗斯想找回苏联的场子，中国烦透了美国在亚洲指手画脚，谋求国际事务中更多话语权，伊朗则一心想要推翻沙特领导、逊尼派主导的中东秩序。

这边西方还在做着全球化的梦，另一边却抱着“古典权力”。

这种错位让西方误以为活在现代文明的幻觉里，以为战争早已被甩在身后；可修正主义国家的阳光仍旧刺眼，依然靠拳头说话。

当下伊朗就是最好的例子。1月的大规模抗议与随后的血腥镇压，再次印证了这一点。为了权力存续，德黑兰的统治者不惜把波斯变成一座大监狱，断掉网络，隔绝内外。

再看看乌克兰，面对俄罗斯入侵，从拜登到特朗普对乌克兰的援助态度表明：维护“自由世界前线”不再是不可动摇的信条。

这种摇摆不定，恰恰暴露了美国外交的撕裂。人们看不懂的是，美国一会儿像个布道者满世界推销民主，一会儿又像个强盗要强买格陵兰？

这种看似无序的摇摆，其实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也就是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提出的“美国外交四流派”。

第一派叫汉密尔顿主义。这帮人的祖师爷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主张联邦政府就是给美国企业保驾护航的，要把美国经济嵌入到全球体系里去。现在的代表是华尔街和跨国公司。他们的信条是“商业即和平”，维护美国企业的全球利益，就得像护着眼珠子一样。为此，必须建立美元霸权，维护航行自由。

另一派叫威尔逊主义。虽说挂着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头，根子其实在19世纪的传教士运动。他们反殖民，热衷“全球治理”。这派人觉得，美国有道德义务向全世界输出民主和人权，因为民主国家当盟友才靠谱。这也是冷战后美国无视地缘政治、执着于搞“世界秩序”的病根——联合国、国际法、NGO，这些才是他们的主场。 还有两股劲儿在拉扯。

一股是杰斐逊主义（Jeffersonian）： 这派人盯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生怕管闲事管多了，反而伤了国内的民主自由。也就是俗称的“孤立主义”，主张用最小的代价办最大的事，最烦那种“帝国的野心”。抓捕马杜罗和干预伊朗这两件事上，特朗普的表现便非常典型，前者虽然策划时间久，但一次抓捕过后，不必投入过多力量到委内瑞拉国内。换到伊朗，一旦有陷入长期战争的风险，特朗普便开始犹豫不决，乃至放弃干预。

杰克逊主义（Jacksonian）：代表是红脖子和底层民粹，关注物理安全与经济福祉。他们的逻辑简单粗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惹了我（如二战、911），我就把你打的屁滚尿流，无条件投降。我不关心你是否民主，只关心我的安全与尊严。他们天生怀疑国际法和多边机构。因此，我们看到美国开始各种退群的操作也就不用怎么奇怪了。这也恰恰是修正主义者对杰克逊主义亲近的原因，有一股熟悉的味道，只靠拳头说话，美国也不再对他们的民主和人权指手画脚，只要别砸在他们自己身上。

苏联解体后，美国曾误以为地缘政治已死，世界进入后历史阶段。随后，美国也将外交重心从领土安全转向全球治理。从克林顿到奥巴马，美国试图通过削减军费，用互利共赢的自由秩序，代替古老的零和博弈。比如克林顿时期，美国便曾削减国防预算、说服国会向联合国缴费。

到了奥巴马任期，他虽然还在打反恐战争，但骨子里认定的依然是推进自由秩序，而非肮脏的地缘政治博弈。

这届政府列出了一份雄心勃勃到近乎天真的愿望清单：既要摁住伊朗核武，还要解开巴以死结，又要搞定气候条约和跨洋贸易，还要跟俄罗斯签军控、修复穆斯林关系、捍卫同性恋权利……为了在这张蓝图上的雄心壮志，奥巴马开始削减军费，试图把美国从欧洲和中东这些泥潭里拔出来。

苏联解体后的三十年，汉密尔顿主义（赚钱）和威尔逊主义（推价值观）度过了一段蜜月期。但2014年以来的变局，越来越证明这套逻辑行不通了。

美国百姓厌倦了为抽象的世界秩序，让他们的子女在伊拉克或者阿富汗流血。于是，杰克逊主义开始全面反扑。

你看美军突袭抓捕马杜罗，既非为了输出民主（威尔逊式），亦非为了打开市场（汉密尔顿式），这就是一场典型的杰克逊式复仇——你搞乱了我的后院，我就直接肉体消灭你，不需要经过复杂的国际法程序。

还有格陵兰岛的事。在杰克逊主义者眼里，这就是一笔关乎国家物理防线的生意。什么盟友感情？什么原住民权益？在绝对的安全和利益面前，统统靠边站。

眼下，杰克逊主义正与杰斐逊主义合流，他们不仅在拖威尔逊主义的后腿，甚至想把桌子掀了。

现在的问题是，面对修正主义国家的步步紧逼，西方——尤其是欧洲和美国的建制派——还有还手之力吗？

尼采早在百年前就给出了悲观预言：“最后之人”（The Last Man）。

他警告说，在历史终结处，人类将退化为一种除了追求安逸、安全和物质满足外，丧失激情、没有胸膛、不愿冒死斗争的生物。

这像极了现在的欧洲公务员和华盛顿说客，他们能处理复杂的技术官僚问题，却完全无法理解那些为了荣誉、复仇和土地而战的“前现代”逻辑。

当美国提出购买格陵兰时，欧洲的反应是惊恐与鄙视。这不仅因为吃相难看，更因为他们潜意识里恐惧这种赤裸裸的力量展示。

他们习惯了躲在后历史的温室里，假装丛林法则已经失效。

而普京、哈梅内伊，甚至倒台前的马杜罗，他们拒绝“温和地步入良夜”。他们愿为留住大国光芒，用战争、暗杀和破坏来发出呐喊。

但这并不意味着修正主义者就能赢。阿萨德逃到莫斯科当寓公，免费航班将马杜罗送到美国，将头发剃掉，梳成罪犯模样等待审判，说明单纯的野蛮在绝对实力面前依然脆弱。但可怕的是，美国已无力深化自由世界体系，只能赤膊下场，重回地缘政治的泥潭。

这是一场意志的较量。不必再幻想互利共赢了。

那个以为靠贸易能让中国变色、靠接触能让俄罗斯温顺的时代，彻底离我们远去了。世界政治正回摆到古老的零和博弈，没人知道未来会如何，迷雾再次升起。

我们正处在历史的黄昏。旧的自由主义秩序就像一座摇摇欲坠的豪宅，虽未坍塌，却已四面透风。修正主义者在拆墙脚，杰克逊主义者在门口挥舞猎枪，而最后之人还在客厅里讨论壁纸的花色。

世界秩序就像人的生命一样，一点点流逝，格陵兰的冰川或许还会存在很久，但那个我们熟悉的、以为天经地义的和平年代，可能真的已经成了历史书上翻过去的一页。

在这个黄昏里，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全文完。

文中的许多概念和观点来自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的书《上帝与黄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推荐阅读。

参考引用：

1.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2.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黑格尔导读》（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3.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4.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oke Zarathustra，“最后之人”概念出处）

5.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上帝与黄金》

6.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

7.《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美国对抗世界》（America Against the World）

8.加拿大总理卡尼2026达沃斯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