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聘请美国人出使各国，签订了平等条约，最后却死在俄国！

问题摆在眼前：根据条约规定，十年修约期限将至。上一次谈判（1858-1860年）的惨痛记忆犹新——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结局凄惨。

这一次，不能再被动挨打了。

“必须主动出访各国，”奕䜣拍板决定，“在他们开口之前，我们先去探探虚实，宣示皇恩。”

主意已定，人选却成了难题。

时间一天天过去，总理衙门急得团团转。就在这时，一个人的告别宴会，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1867年11月，蒲安臣完成了美国给的工作，准备回国，总理衙门设宴为他饯行。

这位45岁的美国外交官不简单。他1862年来华，在任五年间，推行的是与英法截然不同的“合作政策”：尊重中国主权，不强行索取租界，甚至在1864年的“普丹大沽口事件”中，他援引国际法帮助清廷对抗普鲁士的侵略行为，赢得了恭亲王等人的信任。

宴席上，酒过三巡，蒲安臣动情地说：“我虽离任，但中国若有需要，我仍愿效力，如同你们的使节一般。”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奕䜣眼睛一亮——这不就是现成的人选吗？

让美国人代表中国出使，有多重好处：第一，避开了礼仪难题（外国人见外国元首，不涉及天朝颜面）；第二，蒲安臣熟悉西方外交规则；第三，他相对亲华的态度值得信赖。

经过紧急商议，1867年11月21日，清廷正式任命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授予二品顶戴花翎，年薪8000两白银。使团还包括两名中国官员：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作为副使监督。

一个前所未有的外交奇观就此诞生：美国人手持大清国书，代表中国出访世界。

1868年2月25日，这帮人启程了，4月初抵达旧金山时，他们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码头聚集了上万民众，礼炮齐鸣，市长亲自迎接。

“这是最年轻政府的儿子，代表最古老政府来访！”加州州长的欢迎词传为美谈。

但蒲安臣清楚，热闹场面背后是艰巨的任务。当时美国正掀起排华浪潮，华人劳工遭受歧视和暴力。同时，美国商人也对中国市场虎视眈眈。

1868年6月，蒲安臣在华盛顿与国务卿威廉·西华德展开正式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交锋，7月28日，达成一致了，弄了一个以他名字为名的条约。

这份条约有几个划时代的意义：

第二，保障移民权益。条约第五款规定两国公民“听其自便往来”，第六款则规定侨民之利，为在美华人提供了法律保护，遏制了排华势力的嚣张气焰。

第三，尊重中国主权。条约明确规定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包括铁路、电报等新兴事业“总由中国皇帝自主”，美国“均不于预”。

第四，开启教育交流。条约第七款说的是可以派人到彼此学校学习的事，这为1872年清政府派遣首批30名幼童留美铺平了道路。

消息传回北京，总理衙门大为振奋。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列强签订的第一个相对平等的条约。

带着美国的成功，使团于1868年8月跨越大西洋，前往欧洲。

英国：口头承诺的胜利9月抵达伦敦时，英国态度冷淡。当时英国在华利益最大，担心中国与其他国家走近会影响其特权。蒲安臣拜会外交大臣克拉伦顿时，说：“美国已承认不干涉大清之事，贵国作为头号强国，不应落后。”

经过三轮会谈，英国政府最终发表声明，承诺“不施行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虽然只是口头承诺，但这是英国第一次正式表态尊重中国主权。

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冷遇1869年1月，使团抵达巴黎。此时拿破仑三世正忙于国内政治危机，对中国事务兴趣寥寥。蒲安臣等待了一个月才获得接见，会谈仅持续20分钟，没有任何实质性成果。

普鲁士：俾斯麦的务实1869年3月，使团转往柏林。铁血宰相俾斯麦表现出务实的风格。他对蒲安臣说：“普鲁士在中国利益有限，我们愿与各国保持一致政策。”虽然没有具体承诺，但俾斯麦表示尊重中国主权，这已是重要进展。

瑞典、丹麦、荷兰：小国的善意在随后访问的这些小国，蒲安臣获得了更多积极回应。这些国家在中国利益有限，更愿意通过友好态度换取贸易机会。瑞典国王甚至表示“全力支持中国的主权和独立”。

1870年初，使团抵达此行最艰难的一站——俄罗斯帝国首都圣彼得堡。

此时，沙俄正加紧对中国西北的侵略。1864年，俄国又夺走了我们西北44万 土地。到1869年，俄军已实际控制伊犁地区，并继续向东推进。

蒲安臣此行最核心的任务，就是阻止俄国进一步的领土扩张。

严寒中的外交角力1月的圣彼得堡天寒地冻，气温降至零下25度。蒲安臣不顾身体不适，抵达次日就去见了沙皇。

但俄国人的态度远比预想的强硬。第一次会面被推迟，第二次只安排了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接见。当蒲安臣提出西北边境问题时，戈尔恰科夫顾左右而言他：“边境事务复杂，需要详细调查。”

带病坚持谈判2月初，蒲安臣出现咳嗽、发烧症状，医生诊断为肺炎。副使志刚劝他休息，但他坚持：“俄国之事最为紧要，若不能解决，此行前功尽弃。”

2月15日，病情稍缓的蒲安臣终于获得沙皇接见。20分钟的会面中，他陈述了中国对西北领土的主张，请求俄国停止军事推进。亚历山大二世只是淡淡回应：“俄国军队只在保护边境安全。”

最后的遗憾2月20日，蒲安臣病情突然恶化，高烧不退。他在病榻上对志刚说：“俄国之事未结，我深忧之……若不能完成使命，有负朝廷所托。”

三天后的深夜，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在圣彼得堡旅馆内病逝，终年50岁。尸检报告显示：急性肺炎导致心肺衰竭。

蒲安臣的遗体经防腐处理后，由使团护送回国。1870年10月，灵柩抵达北京。

朝廷的争议如何处理这个“洋钦差”的后事，在清廷内部引发了激烈争论。

保守派官员激烈反对厚葬：“洋人终非我族类，按惯例处理即可。”“给予体面已属皇恩浩荡，不可逾制。”

慈禧太后最终拍板：“此人确系为国效力而亡，应从优抚恤。”

破格的葬礼清廷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定：

追赠蒲安臣一品官衔，这在当时是极高的荣誉（一品为最高官阶，通常只有大学士、尚书等重臣获得）。

拨付抚恤银一万两（约合当时14000美元），其中五千两用于抚恤家属，五千两用于治丧。

准许灵柩在北京入葬，地点选在安定门外外国人公墓，但规格按照一品大员标准。

总理衙门全体官员出席葬礼，恭亲王派代表致祭。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外国人举行如此高规格的官方葬礼。

蒲安臣使团历时两年（1868-1870），访问11个国家，签订1份正式条约，获得多项外交承诺，总花费约16万两白银。从直接成果看，它未能阻止俄国侵略（1871年俄军占领伊犁），也未能根本改变列强对华政策。

但其深层影响不容忽视：

开创了中国主动外交的先例使团出发前，总理衙门制定了《给蒲安臣阅看条款》，明确指示：“凡于中国有损之事，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不遂应允。”这是中国第一次系统提出外交原则。

培养了第一批外交人才副使志刚回国后撰写了《初使泰西记》，详细记录各国见闻，成为晚清官员了解世界的重要读物。随行人员中多人后来进入外交领域。

推动了留学教育《蒲安臣条约》中关于教育互惠的条款，直接促成了1872-1875年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工程师的詹天佑。

改变了国际观感使团所到之处，通过演讲、会谈，改变了西方认为中国完全封闭落后的印象。《伦敦时报》评论：“中国终于开始学习与世界各国平等交往。”

蒲安臣去世后，使团由志刚率领继续访问比利时、意大利，于1870年10月返回中国。西北边境问题留给了后人——直到1881年，曾纪泽（曾国藩之子）经过艰难谈判，才签订《伊犁条约》，收回部分权益，但仍有7万平方公里土地被俄国割占。

今天回望这段历史，蒲安臣的使命充满矛盾与象征意义：一个美国人代表中国与列强周旋，既是清廷无人可用的窘迫，也是那个特殊时代中西碰撞的奇特产物。他在俄国雪夜中的离世，仿佛预示了中国近代外交的艰难开端——刚刚点亮一盏灯，旋即被寒风吹灭。

但那一线光芒并未完全消失。蒲安臣使团证明了中国有能力开展现代外交，《蒲安臣条约》成为后来修订不平等条约时的法律依据。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天朝无需外派使节”的陈旧观念，为1875年郭嵩焘作为首任常驻英国公使铺平了道路。

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有时候推动历史的，正是这些看似“荒诞”却充满勇气的尝试。蒲安臣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外国人为中国奔波的传奇，更是古老帝国蹒跚走向世界的真实写照——笨拙、艰难，却不乏令人动容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