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七年的预付款，退了！

冬日渐暖。阳光透过玻璃窗，轻轻铺满阿文家的客厅。

一阵熟悉的电话铃声悠悠响起，阿文按下免提，那头传来阿志掩不住欣喜的声音：“那笔款项到账了，这么多年，我们终于等到了......”阿文望着手机屏幕，仿佛能看见哥哥脸上舒展的笑容，心也跟着亮了起来。

“太好了，哥，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阿文静静坐着，思绪万千。这些年为了这场纠纷奔走的一幕幕，如窗外流淌的阳光，暖暖涌上心头，她吸了吸鼻子，泪水忍不住在眼眶中打转。

故事，要从2017年的春天讲起。

彼时，阿志正为父亲郭某寻觅养老机构。辗转比对多家后，他与某健康管理公司签下《养生套餐协议》，并一次性支付费用5.2万元。

协议约定，除提供养老咨询服务外，还附赠两项权益：一张价值4.68万元、可抵扣该公司理疗、餐饮等消费项目的现金消费券，以及一张可享该公司养老院6.5折入住优惠的会员金卡。

2018年4月，郭某入住养老院。同年9月，老人突发疾病紧急送医，2019年1月不幸离世。

“我们申请退院退费，公司却说已超过15天无理由解除期，建议把权益转给我妈或其他人。”当阿志找该公司退钱时遭到拒绝，也不同意对方其他的提议，“父亲入住体验不佳，我们没法再信任他们。”

此后数年，这笔始终未能返还的款项，成了这个家庭难解的心结。

2025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费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施行。

阿志的妹妹阿文研读条文时，看到第十三条“消费者因健康等客观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协商不成，可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的相关规定，眼睛瞬间亮了。

考虑到哥哥工作繁忙，阿文主动担起维权事宜，于同年8月以母亲名义向宝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健康管理公司退还剩余预付款4.5万余元及相应利息。

案件进入先行调解阶段，调解员很快发现两处症结：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且原始合同已遗失。

调解员多次致电核实信息，电话里的阿文也只是反复背诵法律条文，细数父亲遭遇，对程序问题一直避而不谈。

“我们理解你们失去亲人的痛苦，但解决问题需要理性沟通。”经调解员数次耐心疏导，阿文兄妹将诉求降到4万元，同意现场调解。

调解刚开始，双方就剑拔弩张。公司代表称，合同仍未到期，可由家属接着使用或转给他人，并指出，合同套餐本是亏本引流，且已依约提供服务，郭某已享受房费折扣8千余元，消费券也已用了2万余元。

“这些消费券就是捆绑销售，怎么能算实际消费呢？” 阿文难掩激动，当场反驳。

“要退款就得扣除已消费权益，最多退1.5万元。” 公司代表态度强硬，寸步不让。

4万与1.5万的巨大落差，瞬间点燃阿志积压许久的怒火。他愤而离席，调解不欢而散。

2025年10月9日，案件如期开庭。法庭上，双方围绕合同性质、赠券效力等激烈辩论，互不认可对方证据。阿文甚至当庭表示，若败诉就以阿志的名义重新起诉。

承办法官柳海涛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深知，简单判决虽能界定是非，却难以实质性化解矛盾，甚至可能引发连环诉讼。法庭辩论结束，他果断休庭十分钟，引导双方理性沟通。

“协议是阿志与公司签订的，主张退款的适格原告只能是阿志本人。”柳海涛先向阿文释明法律规定，同时客观指出，郭某已享受服务和消费，理应在退款中扣除相应款项，这是公平原则的体现。

话锋一转，他的语气柔和了几分，“父亲突然离世是无法预料的重大变故，并非你们主观违约。你们要求解除合同、退还余款的诉讼请求，在法律上站得住脚。”

随后，柳海涛将目光投向公司代理人，直言：“养老服务的核心是人，而非冰冷的条款。”他强调，案涉合同目的已彻底落空，企业若只认条款不顾人情，既违背养老行业的人文关怀本质，也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拿出诚意化解纠纷，才是双赢之道。

一番番法理清晰又暖人心的话语，宛如清风，吹散了双方心头的火药味。阿文脸上的倔强渐渐褪去。公司方的代理人也低下头，和同事小声商议起来。法庭的紧绷气氛，悄然松弛下来。

庭审结束后，双方均表示回去慎重协商。一周后，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某健康管理公司一次性退还30000元，款项直接汇入合同签订人阿志的账户。

案结事了了，但故事还有余音。2025年12月，某健康管理公司代表在回访中告知柳法官，他们正在修订合同条款。“这场官司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法治课，让我们真正明白，养老行业的核心是服务‘人’，而不只是履行‘合同’。”该公司代表坦言道。

供稿：宝安区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