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冰心的“书呆子”丈夫，也是费孝通的社会学引路人

长久以来，他在大众眼中最鲜明的“标签”就是“冰心丈夫”。他是那个陪她远赴重洋、为她执笔研墨、与她相濡以沫五十六载的人。

吴文藻与冰心在临湖轩的婚礼合影

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提到他时，语气里总带着一种对他幸运娶到才女的艳羡，却忽略了他对社会学中国化以及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巨大贡献。他，便是吴文藻。

冰心本人也曾幽默地调侃，在吴文藻的《自传》里，关于她的内容“只有两处”：

“他自有生以来，进的什么学校、读的什么功课、从哪位老师受业、写的什么文章、交的什么朋友，然后是教的什么课程，培养的哪些学生……提到我的地方，只有两处：我们何时相识，何时结婚，短短的几句！至于儿女们的出生年月和名字，竟是只字不提。”

——冰心《我的老伴——吴文藻》

在那个照搬西方理论、学术“水土不服”的年代，是他率先挺身而出，喊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时代强音。

他是费孝通、林耀华等名家的恩师，是抗战炮火中守望文明的魁阁灵魂，更是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奠基人。

20世纪60年代，（左起）费孝通、孟吟、潘光旦和吴文藻合影。

一、甲板上的错认，半个世纪的相守

1923年8月，在一艘名为“杰克逊号”的邮轮上，年轻的冰心正准备赴美留学，因找错人而与吴文藻相识。

那时的冰心已凭《繁星》和《超人》名动一时，而吴文藻只是一个一心向学的清华学子。初次见面，吴文藻并未像其他追求者那样对冰心大加赞赏，反而直言不讳劝她在国外多读些课外的书。

20世纪20年代，吴文藻、冰心与同学在美国的合影

1926年，吴文藻致信冰心父母，写下了一封堪称典范的求婚书。他摒弃了华而不实的甜言蜜语，提出“为爱而婚，即为人格而婚”。

令爱是一位新思想旧道德兼备的完人。她的恋爱和婚姻观，是藻所绝对表同情的。她以为恋爱犹之宗教，一般的圣洁，一般的庄严，一般的是个人的。智识阶级的爱，是人格的爱。人格的爱，端赖乎理智。爱——真挚的和专一的爱——是婚姻的唯一条件。为爱而婚，即为人格而婚。为人格而婚时，即是理智。这是何等的卓识！我常觉得一个人，要是思想很彻底，感情很浓密，意志很坚强，爱情很专一，不轻易地爱一个人，如果爱了一个人，即永久不改变，这种人的爱，可称为不朽的爱了。爱是人格不朽生命永延的源泉，亦即是自我扩充人格发展的原动力。不朽是宗教的精神。留芳遗爱，人格不朽，即是一种宗教。爱的宗教，何等圣洁！何等庄严！人世间除爱的宗教外，还有什么更崇高的宗教？

吴文藻致冰心父母的求婚书（节选）

1929年，他们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司徒雷登证婚，婚礼的花费仅有34块钱。从此，在长达56年的岁月里，吴文藻始终以他的儒雅与笃定，站在冰心的身后。

1929年，吴文藻、冰心和冰心母亲的合影

冰心曾记录过许多关于吴文藻的趣事：他曾问冰心要了一张她寄给父母的照片，摆在书桌上，并说“这不是摆设，每天都要看”。冰心趁他上课时把自己的照片换成了当时红极一时的影星阮玲玉，吴文藻竟然浑然不觉地对着看了好几天，直到冰心忍不住提醒才恍然大悟。

又有一次春日赏花，他从书房被叫出来，目光茫然地对着丁香树问：“这是什么花？”冰心笑答：“这是‘香丁’。”他竟也点头重复：“呵，香丁。”

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和冰心在颐和园昆明湖畔

二、走出书斋，社会学中国化的先驱

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学多为“舶来品”。教会大学中，外籍教员用英文讲授，教材案例皆源自西方。吴文藻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执教燕京大学，见此情景“很是反感”。他决意改变。

20世纪20年代的吴文藻风华正茂

吴文藻手稿《当代社会学学派》

他的变革从最基础的课堂开始。当学生费孝通惊异地发现，这位留洋博士竟用中文讲授西洋社会思想时，一场静默的学术革命已然发轫。

“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三门课程是吴文藻一直坚持开设的课程。虽然每门课程都有英文教材，但吴文藻在课上用中文授课，并且为每门课程编写了一本中文教材，逐年改进其内容。

“吴老师给我上的第一堂课上留下了我至今难忘的印象。这个印象说出来，现在中国的大学生一定很难理解。我当时觉得真是件怪事，这位从哥伦比亚大学得了博士回来，又是从小我就很崇拜的冰心女士的丈夫，在课堂上怎么会用中国的普通话来讲西洋社会思想？”

1996年费孝通回忆吴文藻用中文来讲西方社会思想

吴文藻明确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纲领。他认为，中国社会学不能只是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而必须“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最终使理论“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为此，他找到了核心的方法论工具：社区研究。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创刊号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

这在当时是开创性的举动。在他的悉心指导下，一批后来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面貌的学者破茧而出。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写出《江村经济》、名震国际学术界的费孝通。

三、魁阁时代：炮火中的学术孤岛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文藻带着家人撤往后方，最终于1939年夏在云南大学筹建了社会学系。

在昆明呈贡，有一座名为“魁阁”的小型古建筑。那里条件极简陋，但就在这里，吴文藻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费孝通在晚年回忆说，魁阁的性质实际上是在吴文藻的“思想号召下吸引了一批青年人和我在一起，共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内地农村的社会学研究工作”。

1939年，吴文藻在云南呈贡默庐

那是一段极其矛盾的时光。白天，吴文藻和学生们可能要躲避日军的轰炸；夜晚，在昏暗的油灯下，他们讨论的是如何构建中国的基层秩序。冰心曾打趣吴文藻是“书呆子”。但正是这份专注到极致的“呆气”，让他能在炮火连天的时代，守住了一张安静的课桌。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真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这一时期的吴文藻身体尚可，精神状态稳定，对于抗战胜利充满信心，在学术上和教学上也充满了干劲。他像一位播种者，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为中国未来的学术复兴埋下最坚韧的种子。

四、风范长存：单开风气亦为师

吴文藻深信，学术的传承在于人才。他如同一位深谋远虑的园丁，为弟子们量身规划成长路径。在他的学生中，最出名的当数被冰心调侃为“吴门四犬”的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和黄迪。这四人均出生于1910年，都属狗。

尤其是他与费孝通之间，那份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谊，早已超脱了简单的知识传递。两人几乎无日不见，事无巨细皆可沟通。这种深厚的关系，也成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具体化身。

在毕业论文后记中，费孝通详述了吴文藻是如何指导他一步一步开展研究的，他最后特地说：“作者愿致谢一切直接或间接赐教之师长亲友，而尤以吴文藻先生为最。作者每有所得，必趋就正；每成一稿，必为指正；其谆谆不倦，循循善诱之情，尤为作者所不敢忘也。”

费孝通本科毕业论文后记首页

吴文藻在燕南园60号的家，是学生们温暖的客厅与精神家园。冰心说，吴文藻花在学生身上的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儿女身上的多多了”。正是这份无私的栽培，使得“燕京学派”薪火相传，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培养了一代宗师与中坚力量。

1981年4月12日，吴文藻的几位学生为他庆祝生日

后排左起：陈永龄、费孝通、李有义

前排左起：吴文藻、冰心、林耀华

1923年，当吴文藻准备远渡重洋时，梁启超曾手书曾国藩的名言“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赠予他。年轻的吴文藻在日记里郑重写下：“我苟能得其精神，则将终生用之不尽矣。”

终其一生，吴文藻始终秉承这份信念。先生虽逝，风范长存。中国社会学界也没有忘记吴先生的开拓之功。时至今日，社会学中国化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社区研究更成为中国社会学最重要的研究传统之一。

1985年，吴文藻和冰心在寓所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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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吴文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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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开风气亦为师，社会学中国化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