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儒十丐：蒙元儒生地位低于小姐的背后逻辑

如果说儒生和读书人在两宋时代的地位属于天堂的地位的话，那在蒙元就是地狱，其中差距简直用语言无法形容，因为在蒙元贵族的眼里看来，他们实在是无法想象，在这个事件上还有这样一种职业，光读书什么事情都不干，而且免税，享受着国家的丰厚的待遇。

但朝中不是没有明白人，知道要想稳定朝局以及治理中原必须要有读书人，其核心就是要与地主阶层结合在一起，这而里面代表就是耶律楚材，作为辽朝皇室之后，17岁的耶律楚材完全可以通过门荫得官，但他放弃到手的官职，跑去参加科举考试。从小学习汉文典籍的耶律楚材靠实力通过皇帝的当场考核，从地方官做起，进入官场。

后来耶律楚材臣服于蒙古大汗后，向蒙古大汗窝阔台提出：“定税赋，权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为推行蒙元汉化以及实施汉制殚精竭虑。但问题是，蒙元推翻金朝之后，科举停滞，儒士的地位急转直下。为此，耶律楚材忧心忡忡，上书建议窝阔台重启选官制度，恢复儒士身份。

直到元太宗十年，在耶律楚材的极力主张下，蒙古大汗窝阔台下达诏令，宣布实行“戊戌选试”。

按耶律楚材的构想，朝廷先通过考试，甄选儒士，尤其是“被俘为奴者”，通过考试可免除奴隶身份，免掉征徭杂役，获得与僧、道一样的地位。最后授予官职。当时，通过选士的儒生有四分之一曾陷于奴籍。

但“戊戌选试”没有按照耶律楚材的计划进行，而是在筛选出儒户后就戛然而止，因此，蒙元时期恢复科举制度的第一次以失败告终。耶律楚材救千万儒生于水火之中，却遭到蒙古权贵的猜忌，他恢复科举的宏愿始终无法实现。耶律楚材失势后忧愤而死，天下士子“莫不茹泣相吊”。

蒙元朝设立儒户，虽然免除儒户的赋役，却没有给儒生提供跨越阶层的好出路。因为蒙元看重的是出身。在蒙元，色目人无疑是权力核心层的宠儿，但他们大都文化水平低，执政能力差，连一些日常的行政事务都做不好。色目人很多不识文字。国家交给这帮人，肯定乱成一锅粥。

科举停废期间，蒙古统治者必须需要大批掌握掌握文化知识的儒士，来负责各级政府的实际运作，于是有了“岁贡儒吏”的制度，规定各地每年推荐一定数量的儒士，由他们充当各衙门的吏员。这些儒吏成为帝国中底层官员的主要来源，但有一小部分可以跻身朝廷高官。但更多读书人上进无门，只能一辈子混迹于社会底层，甚至成为社会上最穷困潦倒的阶层。

在没有科举的日子里，元代儒士“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但这些儒生经商比不上商贾，种田比不上农民，干活比不上工匠，好一点的出路就是进官府打杂。

儒生被蔑称为“老九”，正是在元代科举停废时期，所谓“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

等到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重用大批熟悉汉法的大臣，如刘秉忠、许衡、郭守敬、王鹗、王恽、董文炳等，并设立翰林国史院，颁布一系列兴学诏令，广泛搜罗前代图籍。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举措，主要是为了巩固政权。儒生们希望他能进一步尊儒，恢复科举制度。

至元八年，忽必烈的重要谋士许衡出任国子监祭酒，遭到科举支持者的抨击。原因是许衡虽然师承程朱理学，却崇尚“实学”，包括天文、历算、医学、农学、律学等，反对四书五经，读死书。像这样的实用型人才，得到忽必烈器重，忽必烈看重的是治国之术，而不是儒生的空谈。而支持科举的儒生大多死守章句，不通实学，对许衡十分不满。

实际上在元人看来，重用读书人的大宋，是他们的手下败将。从来只有失败者学成功者，没有成功者学失败者的。

直到忽必烈去世，大臣们多次动议恢复科举，但所拟方案都没有付诸实施，此后的成宗、武宗也曾下诏议行科举，但都不了了之。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上位之后，因他自幼生长在汉地，身边有儒臣李孟相伴，是一位倾心儒家的皇帝。

元仁宗的老师李孟也经常劝其恢复科举，在老师的印象下，皇庆二年十月，经过诸多儒臣的筹措，元仁宗正式下诏，恢复科举。此时，距离距离元灭南宋，已过去34年，南宋遗民听闻这一消息，恍如隔世。

元仁宗恢复科举的诏令下达后，天下士子如久旱逢甘霖，奔走相告，欢呼道：“庶几可以展吾志矣！”

科举停废时，很多读书人为生计所迫，只好混迹于市井，等到重开科举时，他们手头连几本书都没有，此时却都跃跃欲试，元朝的首届科举考试，就在这样一种民心大振的气氛中开场。

元仁宗的老师李孟被任命为主考官，张养浩等名臣担任考官，此时有人主张要用严格考试来考验人才，张养浩却表示反对，说：“科场被废近百年，如今刚刚恢复，能够得到的士子必定不多，如果要求太严，恐怕会打击后来者。”

元仁宗皇庆二年规定了乡试、会试等各级考试的内容和标准。其中，会试分为左右榜、四等人分卷录取，规定四等人各选七十五人，共三百人参加，录取人数不过百人。将四等人制强加于科举制中，更是打破了科举的公平原则。四等人中，南人位居第四等级。但四等人中，南人儒生数量最多，文化水平最高，却只能拥有与蒙古人、色目人同样的名额。对于对于蒙古军事贵族和吏员出身的官僚来说，科举士子进入官场，难免会分走原本属于他们的权力蛋糕。

元顺帝后至元元年十一月，在伯颜、彻里帖木儿等蒙古大臣的操纵下，科举再度被废。

当时，御史台19人联名弹劾主持此事的彻里帖木儿，引起伯颜震怒。最终，抗议无效，这19人中有18人去职，御史台为之一空。时任参知政事的许有壬是元仁宗年间进士，作为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和拥护者，他亲自找伯颜理论，说：“如果罢废科举，天下有才能的人都会怨恨的！”

伯颜却说：“如果继续推行科举制度，世上贪赃枉法的人就更多了。”

许有壬反驳道：“就算没有科举，我朝贪官也不少啊，这怎么能怪科举！”

当时，御史台19人联名弹劾主持此事的彻里帖木儿，引起伯颜震怒。最终，抗议无效，这19人中有18人去职，御史台为之一空。

后至元六年，伯颜因政变下台，科举又得以恢复，至正二十五年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大运河通道阻塞，元朝最后一次科举却如期举行，南方考生为了进京参加会试，纷纷取海道赶赴大都。即便生逢乱世，这些科举士子依旧为了功名利禄孜孜以求。

有元一代，共开科十六次，会试中选者共计一千二百名，人数为统一王朝中最少的，而在文治大盛的宋代，单是宋太宗一朝录用的进士就有数千人。

从深层次看，元朝虽存在汉化趋势，但进程较为迟缓，而科举制为核心的儒家士大夫文官体系构建是汉化关键环节。元朝最终因“宽政”政策导致统治崩溃，所谓“宽政”即基层治理及文官体系大量任用汉族官僚，这些官僚虽地位较低却直通基层，致使基层治理效能缺失。在农民起义冲击下，政府治理失效与权贵阶层内斗共同加速了蒙元政权瓦解。历史上北伐成功屈指可数，朱元璋的成功更凸显元朝统治的深刻危机。

总体而言，蒙元未能实现彻底汉化并摆脱草原贵族政治，核心症结在于君主集权程度始终未能达到明清时期水平。元朝不仅国祚短暂，而且除忽必烈和元顺帝外，其他皇帝在位时间均较短。这一现象深刻反映出皇帝与蒙古权贵之间斗争始终未能实现权力集中，而科举制作为皇帝培植亲信、制衡蒙古权贵的重要手段长期受阻。其原因既包括皇帝害怕失去权贵集团的支持，也涉及权贵阶层基于既得利益对包括科举在内的汉法改革的本能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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