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深秋的黄昏,北京西城的启明茶社灯盏昏黄,茶客们刚刚落座,一对父子已经在台口候场。捧哏的中年人是常连安,逗哏的小男孩扎着冲天辫,人称“小蘑菇”。谁也没想到,这个只有十七岁的少年,十二年后会把生命留在“三八线”附近的山坡上。
常连安生于1899年,满族正白旗,幼年卖身学艺,先学老生,后学十不闲与变戏法。嗓子倒仓失了生路,他干脆转向说相声。北方码头、关外集镇,他领着孩子撂地糊口。艰难生存让他明白,艺人的嘴不仅要逗笑,也得硬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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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长子常宝堃在张家口降生。四岁起随父走南闯北,冻得通紫的细胳膊照样挥破铁筒“画锅”。街坊怜惜这聪明娃,送他一篮本地蘑菇以示鼓励,“小蘑菇”艺名便由此而来。九岁拜在张寿臣门下,未满十三便灌唱片、上电台,天津、北平、上海一路火红。
抗战末期,日伪搜铜扫铁,他把旧段子《要猴》改成现挂:“我的锣?献铜了!”一句话惹怒宪兵,当夜被拖进警备司。几次越狱似的拘押,没摁住他的刀子嘴。1948年国民党逼艺人唱“反攻曲”,他冷冷一句:“你崩了我也说不了。”硬是扛到解放军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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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常宝堃与搭档赵佩如把《新酒令》《新灯谜》写得热气腾腾。1951年初,第一届志愿军文艺慰问团组队,他第一个签字。四月二十三日,沙里院上空敌机突袭,凝固汽油弹划破云层,他推开相机、抱住鼓箱。爆炸散去,战士只找到血渍与一顶卷边礼帽。彼时他二十九岁。
噩耗传到天津,万人自发送行。市长黄敬恭立挽联,廖承志亲自抬棺。老艺人宋振庭感叹:“这座城从没给谁办过这么大的丧。”常家一门的大哥,用自己的方式把相声写进民族记忆。
大哥牺牲时,老四常宝华刚满二十一岁,正随天津红风曲艺社排练《封建婚姻》。通知递到,他呆坐木凳,嘴唇发白。两年后,他递交申请:“同去朝鲜慰问。”1953年春天,他跟着王昆、骆玉笙上了军列。前沿阵地的坑道里,他举着马灯压低嗓子:“今儿给大伙说个《学四省》——”话音未落,空中螺旋桨轰鸣,一名山东小兵猛扑过来:“快趴下!”爆炸土浪掀翻临时舞台,那名小兵身上却多了钢片。常宝华眼眶通红,“我哥也是这么倒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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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后,海政文工团愿给他职工编制,每月七十斤口粮。团长问:“要工资,还是当战士?”他咧嘴:“当兵!”从此穿上海魂衫,晕船也得演。南海酷暑,他套棉布长衫站在甲板,一边干呕一边找腔口;冬夜北黄海暴风雪,他抓着桅杆示意乐手进调门。1961年,对敌海上封锁的急行军中,他边卸炮弹边改顺口溜,被总部记三等功。
有意思的是,海岛兵最爱听他把《连升三级》改成《连续报喜》,把京味逗哏变成“浪里白条”;常宝华就地取材,让一个圆脸水兵替自己说逗口。那小伙子一上台腿打颤,他顺势走下台逗观众,分散注意力。演毕,掌声炸开,那小兵后来写信:“那一夜我仿佛成了真正的相声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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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里,常宝华辗转南北舰队,创作、改编、整理作品一百七十多段,传统与新编两手抓;又当兵又执笔,稿纸夹着通红的军功章。他常自嘲:“常家孩子念书最少的就是我,可我却把字写在海风上。”2018年9月7日,88岁的他在北京海军总医院病逝,护士推门时,他仍微微咧着嘴角。
一个家族,两条命运轨迹:兄长把笑声带到火线,倒在硝烟;弟弟把笑声留在甲板,换来勋章。曲艺和战火,亲情与担当,全部浓缩在“常”这个字里——恒常不息,也倔强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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