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大局将定，派谁去稳定上海？华老、叶帅和李先念各自推荐一人

1976年10月7日凌晨，人民大会堂的灯依旧亮着，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几位中央负责人刚结束一场通宵会议，窗外秋风袭人，却没人顾得上披件外套。四人帮已被迅速控制，但新难题摆在面前——上海怎么办？

熟悉那段岁月的人都清楚，江青等人多在上海任职或活动，党政机关、宣传口、工矿企业乃至民兵体系里，都潜伏着他们的追随者。一旦这些人鼓动十余万民兵起事，后果不堪设想。稳定上海，不只是“收尾”，更是决定全国大局的关键一步。

华国锋心里明白，必须立刻派一支分量足、威望高、经验全的工作组南下。问题是，派谁？一旦人选失当，哪怕耽搁一两天，上海有可能生变。夜半的会场里，每个人都在思忖，既要懂军队，又要懂地方，还得能镇得住场面。叶剑英最先开口：“必须是能文能武的老同志，军内外服众才成。”

叶帅给出的名字是苏振华。这位福建龙海人，从红军时期就历经百战，解放战争时任第四野战军副司令，1965年升任海军政委，论军职，他是正儿八经的开国上将。更重要的是，他1954年就到贵州主政，和地方干部打过多年交道，懂治理、懂民族工作、也懂经济建设。叶帅评价一句：“这人一站出来，没人不服。”

李先念接过话茬，却提出另一个角度：“上海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非得有位在工人里说话算数的人。”他推荐的是倪志福。倪志福出身北京首钢，35岁就是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钻杆精神”家喻户晓。李先念的话不多：“工人一听到倪志福，就知道党还站在车间这边。”

华国锋点头称是，但又补上一句：“上海跟周边省市相连，江苏的配合少不了。”这时，他想到了彭冲。彭冲挎着游击队出身，在新四军、华东野战军一路打到南京，又在安徽、江苏主政多年，处理地方千头万绪的事有一手。更巧的是，彭冲当时正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与上海一江之隔，信息灵、沟通快。

“一个主帅，一个工人代表，一个地方枢纽。”华国锋把三张名字条并排放好，屋里气氛稍缓。有人低声赞同：“够稳、够硬，也够灵活。”叶帅挥手定了：“苏振华挂帅，倪志福做群众工作，彭冲统筹江浙配合，你们看行不行？”众人齐声：“同意！”

10月9日夜，三人悄然进京听取最后指示。临行前，叶帅勉励：“上海稳，全国稳。诸位肩上担子不轻。”苏振华只说了一句：“保证完成任务！”声音不高，却铿锵有力。翌日拂晓，一列专列自京沪线驶出，车窗拉帘紧闭，车门两侧警卫荷枪而立，目的地——上海。

抵沪后，工作组先到警备区，和海军东海舰队、上海警备区高层逐一谈话，亮明中央态度：军队绝不能被“别有用心的人”牵着走。10月11日凌晨，上海主要广播、电视、报纸负责人被通知到市委大楼，苏振华直接宣布：“四人帮已经被中央隔离审查，一切听中央指挥。”他的福建口音掷地有声，一下子镇住了在场所有人。

倪志福则跑遍七浦路、江湾、杨树浦、上海重机厂，天天与工人代表座谈。“同志们，过去让坏人蒙蔽，现在国家要转弯，靠的还是你们。”一句“我们是工人阶级自己人”，足以化解不少疑虑。厂区扬声器一遍遍广播中央决定，有人暗中鼓噪，立刻被工友们喝住：“别闹，中央早给说清楚了。”

彭冲更像一支润滑剂。江苏省会南京到上海不过三小时车程，他往返频繁，确保粮、煤、电稳稳送到。有人担心“上海要被孤立”，他马上调度盐城、南通的运输船夜航，港口照常作业，几天后商店货架货源充足，市场情绪迅速平复。

在这期间，也出现过危险场面。10月底一个夜里，杨浦区某仓库里突然传出枪声，有人企图偷运先前发放的步枪。特警赶到，被抓现行。苏振华亲自审问，对方竟还妄言“等待江青指示”。第二天，《解放日报》在头版发布通告：“任何非法武装，统统就地缴械。”自此再无人敢轻举妄动。

两个月里，上海街头秩序逐步恢复。工厂复工率达九成以上，码头作业再现往日喧闹，黄浦江上汽笛阵阵。12月中旬，中央正式电示：上海局势初步稳定，工作组继续留沪巩固成果。倪志福返回北京接任全总党组书记；苏振华、彭冲则双双进入上海市委班子，守到1979年与1980年才分别离任。

苏振华去世那年是1979年2月，终年63岁。追悼会上，礼兵在天安门广场下半旗，海军礼炮齐鸣，足见中央对其功劳的认可。彭冲日后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一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那正是来自1976年冬天上海的切身体会。

回望那场“南下安危局”，能发现三点耐人寻味：其一，临危受命的仍是战争年代打出来的老将；其二，工人阶级的凝聚力在关键时刻不可或缺；其三，地方协同是大城市安全的隐形护栏。把这三股力量编织在一起，才换得了上海的灯火通明与全国的安定。

历史并不只是大人物的独白，它也记录那些无名民兵放下枪、码头工人连夜装卸的瞬间。1976年的上海，险象环生却没有失序，靠的正是以上种种力量的同步发力。今天翻检档案，仍能感受到那股绷紧又克制的神经——一旦有差池，后果难料；偏偏一切就此稳住，迎来新局，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