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诸城五大家族：明清科举中的科第连胜传奇

在中国科举史上，山东诸城（今诸城市）以其独特的"五大家族"现象而闻名。

臧、王、刘、李、丁五大家族在明清两代创造了"科第蝉联、进士辈出"的盛况，成为研究明清科举制度、家族文化、地域社会的重要样本。

据不完全统计，五大家族共涌现进士约48人，占诸城明清进士总数（约95-125人）的近半数，形成了"十万人家尽读书"的文化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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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大家族科举成就总览

诸城五大家族的科举成就，首先体现在进士数量的集中性上。

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和地方志记载，王氏家族以17位进士居首，刘氏家族11位，李氏家族9位，臧氏家族7位，丁氏家族4位。

这一数据背后，是更为庞大的举人、贡生、监生群体——仅王氏家族就有举人50余人、监生248人，其他家族也各有数十名中低级功名者。这种"金字塔式"的人才结构，确保了家族科举传统的持续传承。

从时间跨度看，五大家族的科举辉煌延续了三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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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氏家族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臧惟一中进士，到清同治十年（1871年）臧济臣登第，跨越306年。

王氏家族从清顺治六年（1649年）王锳中进士，到光绪年间王世桢登第，延续近240年。

刘氏家族从顺治九年（1652年）刘必显中进士，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刘镮之登第，持续137年。

李氏家族从雍正八年（1730年）李宜芳登第，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李梦斗中进士，延续159年。丁氏家族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丁惟宁中进士，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丁昌燕登第，跨越327年。

这种跨代际的科举传承，在中国科举史上亦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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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家族科举特色与代表人物

臧氏家族：明代官宦世家的典型

臧氏家族是典型的明代科举家族，7位进士中有6位在明代考中，且集中在嘉靖至天启年间（约60年）。

臧惟一（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其子臧尔劝（万历二十年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父子两代皆居高位。臧氏家族在明代形成了"科第爆发"现象，这与明代中后期山东科举的整体繁荣相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臧氏家族在清代虽进士数量减少，但举人、贡生等中低级功名者仍持续涌现，体现了家族教育传统的韧性。

王氏家族：清代科第蝉联的典范

相州王氏是五大家族中进士数量最多的家族，其科举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时间跨度长，从顺治六年到光绪年间，近240年持续有进士涌现；二是家族支系发达，形成相州本支、巴山支派、齐沟支派等多个支系，各支均有进士；三是"父子兄弟同登科"现象突出，如王应芬、王应奎、王应垣三兄弟同中进士（乾隆年间），王琦庆、王玮庆兄弟同榜进士（嘉庆十九年）。这种"科第蝉联"现象，反映了家族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科举经验的代际传承。

刘氏家族："父子九登科"的传奇

逄戈庄刘氏创造了清代科举史上的佳话——"父子九登科"。刘棨（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及其八子（缙炤、綋熙、绶烺、綎煜、统勋、维焯、纯炜、绂焜）全部中举，其中统勋、维焯、纯炜三人中进士。

更令人惊叹的是，刘氏家族四代皆有进士：刘必显（顺治）→刘棨（康熙）→刘统勋、刘墉（雍正、乾隆）→刘镮之（乾隆）。刘统勋、刘墉父子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成为清代汉臣中的顶级官僚家族。这种"科举—仕宦"的良性循环，是刘氏家族长期兴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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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家族：马耳山支系的持续发展

马耳山李氏是诸城李氏家族中科举成就最突出的一支，9位进士全部在清代考中。

从雍正八年（1730年）李宜芳中进士，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李梦斗登第，家族科举传统延续约160年。值得注意的是，李氏家族在科举制度衰落的光绪年间仍有进士涌现，体现了家族教育的深厚底蕴。

李林、李宜蕃兄弟同榜进士（乾隆二十二年）的佳话，也反映了家族内部的教育竞争与协作。

丁氏家族：文学世家的科举转型

藏马山丁氏的科举成就虽不及其他四家（明确可考进士4人），但其特点在于：明代丁惟宁、丁自劝中进士奠定了家族基础，清代虽进士较少，但举人、贡生数量庞大（33举人），家族转向文化、文学领域发展。

丁惟宁、丁耀亢父子以文学著称，丁耀亢的《续金瓶梅》等作品影响深远。这种从"科举仕宦"向"文化世家"的转型，反映了科举家族发展的另一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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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大家族科举兴盛的原因探析

家族教育体系的完善

五大家族均建立了完善的教育体系。各家族设有家塾、书院，聘请名师教授子弟。

如刘氏家族设有"清爱堂"家塾，王氏家族设有"东武书院"，臧氏家族设有"臧氏家塾"。这些教育机构不仅教授科举应试内容，还注重经史子集的全面培养。家族还通过制定家规、家训（如刘氏《家训》、王氏《家规》）来规范子弟行为，强调"读书明理""诗书传家"的价值观念。

经济基础的支撑

科举考试需要长期的经济投入。五大家族多为地主或官宦家庭，拥有足够的田产、房产等经济资源。如刘氏家族在逄戈庄拥有大量土地，王氏家族在相州经营商业和土地，这些经济收入为子弟读书应试提供了物质保障。家族还设立"义田""学田"，用田租收入资助贫困子弟读书，确保家族人才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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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经验的代际传承

先辈中举后，将考试经验、人脉资源传递给后辈，形成"科第蝉联"效应。

如刘统勋中进士后，其子刘墉、其孙刘镮之相继登第；王应芬中进士后，其弟王应奎、王应垣也相继登第。这种"父子相传""兄弟相携"的模式，使家族在科举竞争中占据优势。家族还通过编撰"科名录"、整理"闱墨"（考场范文）等方式，积累科举应试经验。

地域文化的影响

诸城自古文风昌盛，宋代苏轼任密州知州时曾赞"十万人家尽读书"。

明清时期，诸城成为山东科举重镇，形成了重视教育的区域文化。地方官员重视文教，修建学宫、书院，举办文会，为科举人才成长提供了良好环境。五大家族之间的联姻（如刘墉之母为臧氏女）也形成了科举人才网络，促进了文化资源的流动。

政治联姻与社会网络

五大家族之间相互联姻，形成了紧密的社会网络。如刘氏与臧氏、王氏与刘氏、李氏与丁氏等均有联姻关系。这种联姻不仅加强了家族间的政治联盟，也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共享。通过联姻，科举经验、名师资源、藏书等得以在家族间流动，提升了整体的科举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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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大家族科举成就的历史意义

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五大家族的科举成就，提升了诸城在山东乃至全国的文化地位。诸城成为"进士之乡"，吸引了更多文人学者前来讲学、游历，促进了地方文化繁荣。家族成员出任地方官员后，往往回乡兴修水利、修建学宫、赈济灾民，对地方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刘统勋、刘墉父子虽官居高位，但始终关心家乡建设，多次为诸城争取政策支持。

对科举制度的印证

五大家族的科举成就，印证了明清科举制度的某些特点。首先，科举制度确实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通道，但长期来看，官宦家族在科举竞争中更具优势。其次，科举制度的"代际积累"效应明显，家族通过多代人的努力，可以形成"科举世家"。再次，科举制度与地方社会、家族文化形成了互动关系，科举成就既是家族实力的体现，也反过来强化了家族地位。

对家族文化研究的价值

五大家族的科举史，为研究中国家族文化提供了丰富案例。从"诗书传家"的价值观念，到家塾教育的具体实践，从科举经验的代际传承，到家族联姻的社会网络，五大家族展现了明清时期家族发展的多种模式。这些案例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社会中家族如何通过科举实现社会流动、维持家族地位、传承文化传统。

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五大家族的科举经验，对现代教育也有一定启示。其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强调道德修养的价值观念，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其完善的教育体系（家塾、书院、义学等）和代际传承机制，也值得现代家庭教育借鉴。当然，科举制度的弊端（如应试教育、功利化倾向）也需要批判性反思。

五、余论：数据争议与历史书写

关于五大家族科举成就的数据，不同史料存在一定差异。如王氏家族进士人数有17人和21人两种说法，丁氏家族有4人和6人两种说法。这些差异主要源于统计口径的不同：是否包含武进士、是否包含存疑人物、是否包含旁支等。学界主流采用相对保守的统计口径，认为五大家族进士总数约48人。这种数据争议本身，也反映了历史书写的复杂性——历史数据往往不是绝对客观的，而是经过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史家筛选和诠释的结果。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诸城五大家族的科举成就，是明清时期山东科举文化繁荣的一个缩影。山东作为孔孟之乡，历来重视教育，明清时期涌现出众多科举家族（如新城王氏、临朐冯氏等）。诸城五大家族与这些家族共同构成了山东科举文化的地域特色。研究五大家族，不仅有助于理解诸城地方史，也有助于深化对明清科举制度、家族社会、地域文化的认识。

总之，诸城五大家族的科举史，是一部跨越三百年的家族奋斗史，也是一部明清科举制度的微观史。其"科第蝉联"现象，既体现了科举制度的开放性，也反映了家族资源的代际积累。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既为古人的智慧与努力感叹，也从中汲取关于教育、文化、家族传承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