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飞行员黄植诚驾驶战机返回大陆，获65万奖金，最终成就如何？

1981年仲夏刚过的八月清晨，台中清泉岗基地的跑道在阳光下泛着白光，空军少校黄植诚完成了当天例行战备检查。这位年仅三十岁的F-5F战斗机教官，因精准操作常被学员称作“活体仪表”，没几个人会想到，他已在脑海里演练了数十次一条只许成功、绝无回头的航线。

要理解这个决定，得把时间拨回到更早。1970年代末，台海对峙依旧紧张，可在军事航空技术上，台湾的F-5系列已明显落后F-16等新锐机型，飞行员却被迫承担高强度拦截任务。黄植诚常和同僚议论：如果真有一天冲突爆发，这些老旧座机能顶多久？他说过一句话，“上了天，却看不到明天。”这不是戏言，而是飞行员对装备差距的切肤之痛。

8月8日08时06分，两架F-5F升空，黄植诚在前座，僚机座位由中尉许秋麟担任观测。官方任务书写着“特技操演”，但黄植诚心里清楚，这是他为自己选择的最后一次跨海飞行。飞机爬升到两万英尺后，他故意将机头向西一转，径直对准台湾海峡中线。“高度保持一万二千英尺，我来做特殊科目，通讯静默。”这是他对许秋麟下达的口令。短短一句，却暗藏深意。

就像许多同辈军人一样，许秋麟对所谓“特技”并无质疑，按指令拔掉了暗舱罩。三分钟后，地面指挥台连呼呼叫无人应答，雷达上那道电光划过中线后骤降低空。意识到不妙，许秋麟急了：“黄哥，我们要被处罚的，返航吧！”这句呼喊成了两人真正的“对话高光”。黄植诚摇头，只留下一句低沉的独白：“我要回家。”

在海面掠波飞行不到十米的极限高度后，F-5F闯进福建防空识别区。地面雷达迅速锁定，福州方向两架歼-6起飞拦截。几分钟的电台联络后，中方引导黄植诚落向位于闽侯宜序的军用跑道。飞机滑行停稳，发动机余热尚未散尽，舱盖一开，他看见几位身着空军制服的将领向前迎来。那一刻，黄植诚后来说，“人到中年第一次掉眼泪，不是害怕，是放下。”

飞机交接只是开始。F-5F的机体并非最先进，可机内雷达、电子战吊舱和火控参数，对彼岸科研人员而言犹如及时雨。黄植诚整整五周被安排在技术情报室，每天打字、画图、口述操作手册。他熟记英文代号，“AN/APQ”开头的雷达模组拆了又装，拆了再测。工程师无数次感慨：资料比零件更贵。

奖励随之而来。中央军委批准，给与人民币六十五万元，那是当年部队里少有人见过的巨款。更重要的，是职务。1982年，他被任命为空军航空学校副校长，主抓战术课程与飞行安全。学校里流传一段趣事，新入学学员第一次见到这位副校长，总被他一句“从今天起，你们的错误我都犯过”逗得紧张全消，但随后的座舱检查，严厉得让人冷汗直冒。

1985年至1987年，航空学校完成三套实战化大纲，重点补强低空突防和夜航。黄植诚是主要编写人。有意思的是，他坚持让学员用粉笔在黑板上画航线，而非全靠幻灯片，“手一动，印象深”，这股“老式”方法却提高了首批改装飞行员的通过率。

1988年，国务院、中央军委举行空军授衔仪式，他佩戴上校肩章。那年冬天，北方的风刮得直钻骨缝，队列里站着的年轻飞行员听见这位新上校感叹：“穿这身衣服，得对得起徽章背后的钢铁。”话很轻，声音却清楚地飘满操场。

黄植诚回归带来了连锁反应。1989年和1990年，林贤顺、李大维等人也先后驾机到大陆，他们都提到同一个动机——“看到黄校长坐在新闻画面里，那一笑让人心里踏实”。不可否认，单一事件撬不动历史，但一连串行动足以说明，理念能穿过海峡，比音速还快。

1995年的军衔晋升表上，多了黄植诚的名字，少将。此时他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兼管装备改进。F-5F在技术层面已算老货，可当年那家伙带来的雷达信号处理算法，却被移植到国产歼轰七的前期方案里。科研团队在报告里写道：“部分理论出自1981年获取的资料，经消化吸收后，形成当前版本。”

之后几年，他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说话依旧爽利，常把“飞行安全”挂在嘴边。不久前一次内部交流会上，他提到年轻时海峡上空的“低空穿行”，说完又补一句：“那是无奈的选择，不值得浪漫化。”

如今黄植诚已从岗位退下来，在两岸民间航空协会做顾问。有人问他当年的65万奖金花到哪里去了，他笑着拿出一张泛黄的汇款单，道：“一半建了教学模拟仓，一半捐了学校奖学金，留自己手里的不多。”一句轻描淡写，里头却藏着一个飞行员对跑道的眷恋。

从逆风起飞到稳稳着陆，他用一架飞机改写了自己的命运，也在技术层面为大陆空军增添了珍贵跳板。如果要给这段经历拟一句注脚，或许是：决定飞向何处，终究要靠自己握紧操纵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