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海默vs萨克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下）

在国际政治的复杂棋局中，理论的价值最终要落脚于现实问题的破解。当核阴影笼罩全球、大国竞争愈演愈烈，如何平衡安全需求与主权尊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重演？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与杰弗里·萨克斯教授的深度对话，为我们从现实应用层面剖析了大国关系的破局之道，以下是核心内容梳理。

一、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为解读现实冲突提供分析框架，并为规避风险指明方向。米尔斯海默的现实主义理论早已预判：随着中国实力上升，中美冲突难以避免；而萨克斯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试图通过理论创新找到超越“大国政治悲剧”的路径。两位学者的共识在于，核时代的大国竞争早已脱离“零和博弈”的传统逻辑，进入“负和博弈”的危险境地——任何热战的爆发都可能导致相互毁灭，这正是理论必须回应的现实紧迫性。

萨克斯提出的“安全势力范围”新概念，正是理论回应现实的尝试。这一概念区别于传统的“影响力势力范围”，核心要义是“大国彼此尊重、远离对方邻近区域的军事存在”，通过外交保障或条约形式确立相互约束，避免因“贴脸式”挑衅引发冲突。而米尔斯海默则从现实主义视角出发，对这一理论的可行性进行了审慎审视，双方的交锋让理论与现实的衔接更具深度。

二、对乌克兰危机的启示

乌克兰危机无疑是大国安全博弈的典型样本，也成为检验理论有效性的“试金石”。两位学者对此有着高度共识：将北约扩展到乌克兰是灾难性的错误，直接触发了当前的冲突升级。

从萨克斯的“安全势力范围”视角看，乌克兰地处俄罗斯邻近区域，属于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关切范围。美国推动北约东扩、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本质上是在俄罗斯“家门口”构建军事威胁，完全违背了“大国相互远离”的安全逻辑。

俄罗斯多年来反复强调，无法接受导弹打击时间仅需三分钟的威胁，而美国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并在波兰、罗马尼亚部署宙斯盾系统，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的安全焦虑，成为冲突的重要伏笔。

米尔斯海默则补充指出，从现实主义的均势逻辑出发，乌克兰天然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俄罗斯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其成为针对自己的导弹发射平台。

这一判断早已在2014年就被提出，却未被西方重视，最终导致危机爆发。两位学者一致认为，乌克兰危机的警示意义在于：忽视大国核心安全关切的外交决策，必然会引发灾难性后果。

三、北约东扩的战略失误

北约东扩并非简单的军事联盟扩张，而是违背国际政治基本逻辑的战略误判。这种失误的核心在于，西方将“每个国家都有权加入任何军事集团”的规范性主张，凌驾于“大国不会接受周边出现敌对军事力量”的现实之上。

早在2008年，默克尔就曾明确指出，把乌克兰拉进北约等同于宣战。但西方后续的外交实践却背离了这一常识，将北约东扩视为“自然权利”，完全无视俄罗斯的安全诉求。萨克斯尖锐地指出，美国甚至曾利用车臣问题刻意刺激俄罗斯，这种“为了挑衅而挑衅”的操作，正是大国相处应极力避免的危险行为。

从历史维度看，北约东扩的失误还在于忽视了“地理距离对安全威胁的影响”。对大国而言，周边国家的军事动向直接关系到本土安全，美国当年为捍卫“门罗主义”，曾因古巴导弹危机险些与苏联爆发核战争，却无法共情俄罗斯面对北约东扩的焦虑，这种双重标准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安全秩序的失衡。

四、安全圈概念的应用价值

萨克斯提出的“安全势力范围”（安全圈）概念，为缓解大国安全焦虑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核心应用价值在于区分“军事安全”与“经济社会合作”，实现“安全隔离”与“发展共赢”的并行。

这一概念的核心边界在于：禁止在对方邻近区域部署导弹系统、步兵、军事基地等“短引信”威胁，但不限制正常的贸易、投资、旅游等经济社会往来。例如，乌克兰完全可以与欧洲开展贸易合作，甚至加入欧盟（前提是欧盟不沦为军事机器），但绝不能接纳北约的军事存在。

这种区分既尊重了小国的经济发展权利，也照顾了大国的核心安全关切，为破解“小国选边站”的困境提供了可能。

历史上不乏类似的成功实践：富兰克林·罗斯福推行的“睦邻政策”，放弃了西奥多·罗斯福时期的帝国主义干预，通过不干涉拉美国家内政实现了西半球的和平稳定；明朝至鸦片战争前的“孔夫子和平”，则展现了地区霸权国通过尊重周边国家、仅要求礼仪性承认，实现数百年和平的可能。这些案例都证明，安全圈概念并非空想，而是有着现实的历史支撑。

五、对中美关系的思考

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大国关系，是“安全势力范围”概念能否落地的关键检验场。米尔斯海默早已预判，中国实力上升必然导致中美冲突，而萨克斯则认为，通过构建相互尊重的安全圈，可以避免冲突升级。

从安全圈的逻辑出发，中美应各自尊重对方的邻近区域安全关切：美国应放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围堵，停止武装中国“环边地带”的企图；中国也应尊重美国在西半球的传统安全影响，双方避免在对方周边部署军事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并非全域性的，在非洲、拉美等非核心安全区域的资源竞争的正常的，但这种竞争不应渗透到对方的核心安全圈。

米尔斯海默则提醒，中美竞争的核心是“相对收益”的争夺，这与囚徒困境的“绝对收益”逻辑不同——大国极度关注对方的权力增长和相对力量变化，这让相互安全保证的达成更加困难。

但萨克斯反驳道，核时代的“负和博弈”逻辑决定了中美必须找到合作路径，通过重复博弈中的互惠、声誉效应和集体惩罚机制，推动达成安全共识。例如，核军控条约的实践就证明，即便存在竞争，大国也能通过协议实现相互约束。

六、东亚地区的势力范围界定难题

相较于欧洲和西半球，东亚地区的势力范围界定更为复杂，这也是中美安全博弈的核心难点。

米尔斯海默指出，安全圈概念的首要问题就是“边界难定”——中国的安全圈是否包括东南亚、东北亚？这些区域的国家如日本、韩国、越南等，既有自身的安全诉求，又与中美存在复杂的利益关联，使得界定工作充满挑战。

更棘手的是，东亚地区的安全竞争可能与其他区域的竞争相互渗透。米尔斯海默以中东为例，中国经济高度依赖海湾石油，而波斯湾是美国的传统战略利益区，中美在中东的竞争必然会影响到东亚——美国可能会通过干预东南亚事务，牵制中国的海湾能源通道安全，这种跨区域的竞争联动，让东亚安全圈的构建更加困难。

此外，东亚地区的国家多样性也增加了界定难度。不同于欧洲的同质化国家，东亚既有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各国的外交政策自主性和安全需求存在巨大差异，如何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构建让中美都认可的安全圈，是当前国际政治的重大课题。

七、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路径

“修昔底德陷阱”的核心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冲突不可避免，但两位学者都认为，核时代的现实让这一陷阱并非无解，关键在于找到符合各方利益的平衡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相互克制的安全承诺”。大国通过外交谈判明确各自的核心安全关切区域，签署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禁止在对方邻近区域开展军事扩张。例如，借鉴《中导条约》的经验，中美俄可以就亚太、欧洲等关键区域的军事部署达成限制协议，消除“斩首打击”的风险。

第二条路径是“区分军事安全与经济合作”。将竞争限定在经济、科技等非军事领域，避免军事手段介入竞争。正如萨克斯所言，安全圈不是经济排他区，大国应允许小国在经济上自由合作，仅限制其军事上的“选边站”行为，通过降低军事对抗的强度，缓解“修昔底德陷阱”的压力。

第三条路径是“构建多边安全架构”。借鉴欧安组织的经验，在东亚、亚太等复杂区域建立多边安全机制，让大国和小国都能参与安全规则的制定。通过多边协商而非双边对抗，平衡各方利益，避免因“大国一对一博弈”导致小国被裹挟。

八、主持人的综合评述

主持人格伦·格林沃尔德总结指出，本次对话的核心价值在于厘清了“理想主义追求”与“现实主义清醒”的边界。一方面，“安全势力范围”概念为超越“大国政治悲剧”提供了理想方案，其核心是调和“安全不可分割”与“外交政策自主权”这两条相互冲突的原则——大国应承担起尊重对方安全关切的责任，而小国也应放弃“无限制的军事结盟权”。

另一方面，也必须正视现实主义的现实约束：国际政治充满不确定性，大国的相对收益竞争、意图的难以判断，都让相互安全保证的落地充满挑战。

欧洲的教训已经证明，当北约无视“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俄罗斯无视乌克兰主权时，原本可以在多边架构内解决的分歧，最终演变为惨烈的战争。因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在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既不放弃对和平的追求，也不忽视国际政治的基本逻辑。

九、不可分割安全与外交政策自主权的平衡

“安全不可分割”与“外交政策自主权”的矛盾，是大国与小国关系的核心症结。萨克斯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区分权利类型”：小国拥有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完全自主权，包括与任何国家开展贸易合作的权利，但在军事领域的自主权应受到限制——不得邀请外部大国在本国部署军事力量，避免成为大国对抗的“前沿阵地”。

米尔斯海默补充道，这种限制并非对小国主权的侵犯，而是核时代的必然要求。乌克兰的案例已经证明，当小国滥用军事结盟权时，最终会沦为大国冲突的牺牲品；相反，通过限制军事自主权换取经济发展空间和安全保障，才是对小国利益的真正维护。

从国际规则层面看，平衡的实现需要将“安全不可分割”确立为大国的基本责任。正如《赫尔辛基协定》所倡导的，大国不应以牺牲对方安全为代价追求自身安全，而应通过协商解决安全分歧。

当北约将“门户开放”原则绝对化，无视俄罗斯的安全关切时，就破坏了这种平衡，最终导致冲突爆发。

十、大国责任与小国权利

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中，大国与小国的权利义务必须对等：大国承担尊重小国主权、不干预内政、接受小国经济自主发展的责任；小国则承担不邀请外部大国军事介入、不成为大国对抗工具的义务。

历史上的“睦邻政策”和“孔夫子和平”，都体现了这种责任与权利的平衡：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放弃干预拉美内政，换取了西半球的和平；明朝作为地区霸权国，不掠夺周边国家领土和资源，仅要求礼仪性尊重，实现了数百年的稳定。反之，西奥多·罗斯福的“大棒政策”和西方近代的殖民扩张，则因大国滥用权力、忽视小国权利，导致了长期的动荡。

在当下的国际格局中，大国尤其需要展现克制。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角色就备受争议——通过武装乌克兰、推动北约东扩获取地缘政治利益，却让乌克兰人民承受战争苦难。

萨克斯尖锐地指出，部分欧洲国家甚至希望战争持续，利用乌克兰作为代理人对抗俄罗斯，这种“牺牲小国利益换取大国优势”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大国责任的基本要求。

十一、结语：悲剧能否避免？

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描绘了一幅令人悲观的图景，但萨克斯的“安全势力范围”概念则为打破悲剧提供了希望。两位学者的对话最终指向一个共识：核时代的大国战争没有赢家，避免悲剧的发生，既需要现实主义的清醒，也需要理想主义的追求。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大国拿出智慧和克制：尊重彼此的核心安全关切，通过协商而非对抗解决分歧；建立清晰的安全规则，区分军事竞争与经济合作的边界；构建多边安全架构，让小国拥有更多参与权和话语权。

同时，也需要小国保持理性，放弃“选边站”的投机心理，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通过强化区域合作提升自身安全保障能力。

正如肯尼迪在1963年和平演讲中所言：“和平是一种过程，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一蹴而就的终极方案，而是一个需要代代人持续努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理性的协商、每一份克制的承诺，都是在为避免悲剧积累力量。

结尾总结

两位顶尖学者的对话为我们理解当今世界提供了宝贵视角。无论是现实主义的清醒，还是理想主义的追求，最终目标都是避免大国战争的悲剧。这需要智慧、克制，以及对历史的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