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彭德怀在四川担任第三副主任，他的三位上司是谁？

1965年3月，北京西郊的残雪还没完全消退，院子里电话骤然响起。听筒那头传来彭真的声音：“老彭，中央有个新任务。”短短一句，打破了院内多月的沉寂。

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撤销全部职务。六年时间，他辗转河北、湖南等地养病、劳动，日子过得清冷。此刻突然被召回，难免心中翻腾。电话挂断，他在书桌前坐了许久，烟灰落了一地。

几天后，彭真登门。中央决定组建三线建设委员会，下设西南指挥部，驻成都，彭德怀出任第三副主任。听到“工业”“基建”这几个词，他轻轻摇头：“我一辈子带兵打仗，工厂流水线可不懂。”这话不算推辞，更像担忧。

“中央信得过你。”彭真放缓语气。老帅却仍心存芥蒂：“身份特殊，怕不好办事。”彭真不再劝，只应允：“那就把你的意见捎给主席。”

9月初，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接见彭德怀。这是庐山之后俩人第一次相对而坐。简单寒暄，彭德怀直说：“能否去边疆搞农业？那块我熟一点。”毛泽东摆手：“西南要建后方工业，形势逼人，没有强大后院，仗打不长。”一句“仗打不长”，分量沉重。彭德怀沉默片刻，只回了一个“好”字。

于是，三线西南指挥部的名单正式敲定：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任第一副主任，阎秀峰任第二副主任，彭德怀排行第三。看似普通排序，却暗含组织考虑——李井泉熟悉四川省委系统，程子华在太行山时期搞过兵工，阎秀峰长期做地方经济工作，而彭德怀曾经统兵百万，协调复杂局面是强项。四人分工，既避嫌，又能互补。

先说李井泉。1909年生，1931年入党，抗战时期在川陕根据地与红三军团打过交道，属彭德怀旧部。1949年后，李井泉兼任西南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地方网底扎实，中央要在四川布新局，少不了他打前站。

程子华与彭德怀情同旧日袍泽。1930年代，他在红五军任职，隶属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抗战至解放战争，程子华屡挫日伪，战功卓著。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西北、山西多次主持地方建设，擅长组织大型工程，解放军出身的干部里，他是“搞工业”少见的行家。

而阎秀峰虽与彭德怀共事不多，却是另一张王牌。此人早年在闽西苏区参加革命，抗战后长期在甘肃、宁夏主抓经济，向来务实。中央把他安排在李、程之间，正好起到牵线和调节作用。

彭德怀到成都就职那天没有欢迎会。几张旧桌椅，一间办公室，他和秘书住进简易平房。第二天清晨五点，老帅已骑上自行车出发，沿成昆铁路施工线一路勘察。时值阴雨，泥浆溅满棉布军装，他回到指挥部，没顾上换衣服，先摊开地图讨论隧道选线。工程师介绍完方案，他抬手比划：“隧道可以长一点，但要稳当；设备必须提前订，别误了工期。”十几分钟就敲定初步方案，干脆利落是行伍习惯。

李井泉对这种工作节奏既惊讶又钦佩。四川地方部门习惯层层汇报，彭德怀分明“不套程序”。一次会议，李井泉轻声提醒：“老彭，文件流转还得按规矩。”彭德怀哈哈一笑：“只要能快点出钢、出电，我不计较形式。”两人相视大笑，旧日上下级，如今并肩。

三线建设讲究“点上开花、山里布阵”。开滦煤、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德阳重机厂……短短几年，西南崇山峻岭间星罗棋布的项目拔地而起。1970年成昆铁路通车，1400多公里穿越高山峡谷，让川滇工业带串珠成链，这条线正是当年彭德怀多次现场督导的“生命线”。

遗憾的是，旋即而来的政治风暴，让不少人身陷漩涡。1966年8月，“红卫兵小将”冲进成都指挥部，贴满大字报。彭德怀被隔离审查，李井泉、程子华、阎秀峰亦先后受冲击。西南大项目虽未停，却少了主心骨。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因胃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临终前，他嘱托医护把医疗费算清：“国家困难，不要多花。”此语传出，屋内好几名年轻护士红了眼眶。

当年的西南三线，如今已成为攀钢、自贡锅炉、德阳重装等支柱企业的发轫地。倘若翻阅基建档案，不难看见彭德怀用红铅笔圈出的批示，旁边简洁写着：“先干，边干边学，不要拖。”这几行字，留住了一位开国元帅再度出山的全部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