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的父亲饶思诚，面对陈赓所送钱财坚决不接受，临终之际依旧坚持将存款上交国家

01

“这钱，我不能要，前线的战士比我更需要它！”
一九四九年的南昌街头，刚刚解放不久，空气里还带着一股子硝烟散去后的兴奋劲儿。几个穿着军装的大个子，急匆匆地穿过那些破旧的巷弄，领头的那位正是赫赫有名的陈赓大将，旁边跟着的是江西的一把手陈正人。
这几位在战场上那是跺跺脚地都要抖三抖的人物，这会儿却在一个破旧不堪的民房门口停下了脚步。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屋里的景象让这几位见过大场面的将军，心里头都不是滋味。
屋里黑漆漆的，除了几摞书，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一个瘦得像干柴一样的老头正缩在角落里看书。这哪里像是一个官宦世家的宅邸，简直就跟那难民营没什么两样。
这位老人家，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亲爹，饶思诚。

陈赓是个直性子，看着老人家这副光景，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二话没说，回头就让人拿来了二百块现大洋。这在当时那个物价水平，二百块大洋那是笔巨款，够普通人家舒舒服服过上好几年了。
陈赓把钱往那张跛了脚的桌子上一放，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老爷子，这钱您拿着，买点肉，把身子骨养好，这是组织上的一点心意，也是晚辈的一点孝心。
接下来的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没想到。
饶思诚看了一眼那白花花的银元，脸色突然沉了下来。他不是嫌少，而是像被烫了手一样，坚决要把钱推回去。老爷子那股倔劲儿上来，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他那一双枯瘦的手，死死地挡着那堆银元，嘴里说出的话，硬得像是石头砸在地上：“大西南还没解放，前线的战士还在流血，这钱给我个糟老头子吃肉？那这肉我咽不下去！你们把这钱拿走，捐给前线，给战士们买子弹，买干粮！”

这一下，屋里的空气都凝固了。陈赓是什么人？那也是个倔脾气，可碰上饶思诚这块“硬骨头”，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僵持了半天，这二百块大洋愣是没送出去。
陈赓走的时候，一步三回头，看着那个在昏暗灯光下继续看书的背影，心里头大概在想：这旧社会的秀才，骨头怎么比新社会的钢筋还硬？
这事儿在当时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老头子傻，有人说老头子是作秀。可这要是作秀，那代价也太大了点。毕竟，那时候饶思诚家里穷得连锅都快揭不开了，他那一双儿女，也是跟着他饥一顿饱一顿的。
这事儿，仅仅是个开始。这位“傻”老头子后来的操作，更是一次次刷新了人们对“清官”这两个字的认知。他用自己的一辈子，给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上了一堂关于“骨气”的课。

02

说起这饶思诚，那可真不是一般人。
把时间轴往回拉一拉，拉到清朝末年。那时候的饶思诚，可是个正儿八经的知识分子，二十一岁那年，也就是清朝最后一次科举，人家硬是凭着真本事考上了秀才。
按理说，考上秀才，那就是一只脚踏进了官场，等着飞黄腾达就行了。可这老天爷像是故意跟他开玩笑，这秀才刚考上没多久，大清朝就亡了，科举也废了。
换做别人，这会儿估计早就哭天抢地，感叹生不逢时了。可饶思诚呢？人家压根没当回事。这书读得多了，眼界自然就宽。他看明白了，这大清朝那是气数已尽，新时代要来了。
既然做不了官，那就教书育人。他转身就考进了江西优级师范学堂，学起了洋文和地理。那时候的英语，那可是稀罕玩意儿，能把那玩意儿整明白的，都是那个时代的先锋人物。
毕业后的饶思诚，当起了教书先生。你别以为他是那种摇头晃脑、之乎者也的老夫子。他在讲台上，那讲的可不仅仅是ABCD，讲的是新思想，讲的是救国救民的道理。

那时候正是“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饶思诚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彭贡玮、胡铁生，被人合称为“革新三友”。这名号听着就提气，那是跟封建守旧势力对着干的急先锋。
他在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院教书的时候，那可是个“危险人物”。为什么说危险？因为他跟共产党走得近啊。那时候地下党员多活跃，饶思诚虽然那时候还不是党员，但他那颗心，早就跟革命紧紧贴在了一起。
他给学生们上课，那从来不照本宣科。他会讲这个国家为什么会穷，老百姓为什么会苦，洋人为什么敢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这些问题抛出来，那就像是一颗颗火种，撒在了那些年轻学生的心里。
他的儿子饶漱石，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你想想，天天听老爹讲这些救国救民的大道理，这孩子能不走上革命道路吗？
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饶思诚也没闲着，当上了国民党江西省第一区党部常务委员。可好景不长，蒋介石搞了个“四一二”政变，大屠刀举起来了，对着共产党人就是一顿乱杀。
这时候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成色了。有多少人为了保命，那是赶紧跟共产党划清界限，甚至反咬一口。可饶思诚呢？他虽然是国民党员，可他心里那杆秤可是准得很。他一眼就看穿了蒋介石那是挂羊头卖狗肉，是反革命。
中共决定发动南昌起义，这可是要把天捅个窟窿的大事。饶思诚二话没说，站在了中共这边。他那时候身体不好，有着严重的肺病，可他还是一瘸一拐地组织全市的青年学生，去配合起义军的行动。

起义军撤离南昌的时候，饶思诚本来是想跟着走的。可他那身体，走两步就喘，肺都要咳出来了。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没让他跟着南下，让他留下来潜伏。
这一留，就是生离死别。
国民党反动派那是杀人不眨眼的主儿，对于参与起义的人，那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饶思诚知道自己处境危险，带着孩子就潜回了临川乡下。
那段日子，真是苦得像黄连水里泡过一样。他老婆因为劳累过度，再加上没钱治病，早早地就撒手人寰了。家里就剩下他和三个孩子，大眼瞪小眼。
为了养活这三个孩子，他又干起了老本行，当教书先生。可是那时候兵荒马乱的，教书能挣几个钱？也就是勉强饿不死罢了。
他后来去了省立图书馆工作，好不容易安稳了几天，日本鬼子又打进来了。南昌沦陷，他又带着孩子跟着学校流亡。
这一路上的颠沛流离，饶思诚就像是一棵在大风中摇摇欲坠的老树，死死地护着身下的几棵幼苗。

03

饶思诚在广昌白水教书的那段日子，在他女儿饶玉莲的记忆里，那是既辛酸又温馨。
辛酸的是，家里实在是太穷了。一家四口的吃喝拉撒，全靠饶思诚一个人那点微薄的薪水。那薪水在当时那个通货膨胀的年代，买米都要数着粒买。
饶思诚自己那是省到了极点。他那件长衫，那是补了又补，缝了又缝。大儿子穿过的衣服，改一改给大女儿穿，大女儿穿不下了，再改一改给小女儿饶玉莲穿。这一家子，就像是一群穿着百家衣的乞丐。
可就是在这种穷得叮当响的日子里，饶思诚从来没在孩子面前叫过一声苦。他那张瘦削的脸上，总是挂着那副淡淡的笑容，好像天塌下来有他顶着。
他对学生那是出了名的严。你要是迟到早退，或者是干了什么违反纪律的事儿，饶老师那眼神能把你盯得心里发毛。可奇怪的是，学生们从来没见过他发火。
遇到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他不会像别的老师那样拿戒尺打手心，也不会罚站。他会把学生叫到跟前，给他们讲故事。讲聊斋里的鬼狐，讲历史上的忠奸。那故事讲得，比茶馆里的说书先生还精彩。学生们听得入迷，道理自然也就听进去了。
这就是饶思诚的高明之处。他知道，打骂那是无能的表现，只有让学生心里明白了，那才是真的教育。
饶思诚这人，还是个“全才”。这老秀才为了教好书，那真是什么都学。为了研究原子物理，他甚至去补习数学和化学。这把年纪了，还跟个小学生一样，遇到不懂的就去问别人。他说过一句话：“要想学到点东西，就要不耻下问，拜能者为师。”
在他眼里，面子那是最不值钱的东西，知识才是无价之宝。

日子虽然苦，可饶思诚对孩子们的教育那是一点都没落下。他经常告诫孩子们，买东西千万别跟老百姓讨价还价。他说：“老百姓种点东西，养点东西，那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不容易。咱们不能为了那点蝇头小利，去占老百姓的便宜。”
这话听着朴实，可那个年代，有多少人能做到？
那时候，由于战乱，他和儿子饶漱石失散了几十年。这几十年里，他不知道儿子是死是活，也不知道儿子在外面干什么。直到一九四六年，他偶然在一本国民党办的画报上，看到了饶漱石的名字。
那一刻，老人的手都在抖。他知道，儿子没给他丢脸，儿子是在干大事。
长女饶银莲的儿子左怀礼，读过几年书，后来回乡务农了。一九四七年正月，这外孙来给外公拜年。饶思诚随口问了一句：“最近在忙什么呢？”
这还没等左怀礼开口，旁边的亲戚就抢着说了：“这孩子现在混得不错，在乡里当了保长！”
亲戚这话本来是想夸夸孩子，觉得当个保长也是个官，挺光宗耀祖的。可没想到，这话一出口，饶思诚的脸瞬间就黑了，那是真生气了。
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拍，指着外孙就训：“保长？那是给国民党反动派当走狗的差事！那是欺压老百姓的差事！你年纪轻轻不学好，怎么能干这种事？这要是沾染了贪污腐败的习气，那还得了？”
这一顿训，把一屋子人都给训懵了。在那个年代，能当个保长，多少人求都求不来，这老头子倒好，像是外孙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一样。
这就是饶思诚，他的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在他看来，做人可以穷，可以苦，但绝对不能没了良心，不能站在老百姓的对立面。

04

时间一晃，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
饶思诚这回算是“熬出头”了。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资历和威望，还有他早年对革命的贡献，安排他当了江西省的人民委员，后来又当了副省长。
这要是换了别人，那还不得赶紧把以前受的苦都补回来？换个大房子，坐个小轿车，吃点山珍海味，那都是理所应当的吧？
可饶思诚偏不。他当了副省长，那日子过得，跟以前当穷教员没啥两样。
他住在省政府的宿舍里，那宿舍简陋得让人不敢相信这是副省长的家。他那身衣服，还是那件打满补丁的长衫，洗得都发白了。有人劝他做件新衣服，毕竟经常要出去开会，代表的是政府的形象。
饶思诚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衣服能穿就行，补丁怎么了？补丁那是光荣！咱们国家刚成立，百废待兴，到处都需要钱。我这把老骨头，穿那么好干什么？给谁看？”
一九五零年，美国人打到家门口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饶思诚急了，那是真急了。他虽然年纪大了上不了战场，但他那颗心早就飞到了鸭绿江边。

他在家里动员，把身边的一儿一女都送去参军。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咱们家受了党的恩惠，现在国家有难，咱们不出人谁出人？”
这还不算完，他又把亡妻留下来的金手镯拿了出来。那可是亡妻唯一的遗物，是他这么多年的念想。他摩挲着那个手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最后还是毅然决然地捐献给了国家。
他说：“人都不在了，留着个镯子有什么用？把它换成飞机大炮，把美国鬼子赶跑，那才是正事！”
这就是饶思诚的觉悟。在他的天平上，国家的分量永远比小家要重得多。
他在当副省长的日子里，虽然身体越来越差，经常卧病在床，可他从来没闲着。只要精神稍微好一点，他就看书，看文件。
一九五二年，巴甫洛夫的学说有了中文译本，这老头子听说了，立马托人去买。为了看懂这书，他又开始啃那些枯燥的理论。他还特别关心教育，每次开会，他总是那几句话：“要提高教师的地位”，“要安排好教师的生活”。
他是真把教育当成了命根子。他知道，一个国家要强大，光有枪杆子不行，还得有笔杆子，得有人才。
那些年，他虽然拿着副省长的工资，可他一分钱都不舍得花。他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破衣烂衫。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留点基本的生活费，剩下的他全都存了起来。
周围的人都不理解，这老头子存这么多钱干什么？是不是想留给子女？或者是想买个大宅子？
大家伙儿都在猜，可谁也没猜对。
这老头子的心思，深着呢。

05

一九五八年，饶思诚病倒了，这次是真的不行了。
病房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子女们围在床前，看着那个曾经像山一样父亲，如今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心里那滋味，比吃了黄连还苦。
这时候，大家心里其实都有个小算盘。这老爷子当了这么多年副省长，平时又不花钱，这笔积蓄怎么着也得有个几千块吧？
在那个年代，几千块钱那可是天文数字。有了这笔钱，孩子们的日子能好过不少，孙子辈的学费也有着落了。
饶思诚躺在床上，呼吸微弱，眼睛半睁半闭。他似乎看穿了大家的心思，费力地抬起手，示意大家靠近点。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出了那个藏在他心里多年的秘密。
“我的那些积蓄……有四千多块……”
听到这个数字，在场的人心里都咯噔了一下。果然是笔巨款！
可饶思诚接下来的话，却像是一盆冰水，把大家心里那点小火苗全给浇灭了。
“这钱……全是党和人民给我的俸禄。我平时吃得少，穿得破，没花完……这钱不是我的，是人民的。我走了以后，这钱全部上交国库，一分钱也不许留给家里！”
这话一出，病房里死一般的寂静。没有给孙子留学费，没有给女儿留嫁妆，甚至连给自己买块好墓地的钱都没留。

这操作，简直是“绝情”到了极点，也干净到了极点。
子女们虽然心里有点失落，但看着父亲那坚定的眼神，谁也不敢说个“不”字。他们知道，父亲这辈子，就是这么个脾气，决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饶思诚喘了几口粗气，又接着说：“孩子们已经长大了，该独立了。不能依靠大人的财产过日子。留钱给你们，那是害了你们。只有靠自己的双手挣来的饭，吃着才香。”
说完这些话，饶思诚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脸上露出了一丝安详的笑容。
一九五八年，这位倔了一辈子的老秀才，这位两袖清风的副省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他走的时候，除了那一身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什么都没带走。
那笔四千元的巨款，按照他的遗嘱，几经周折，最后交到了抚州地委书记王敬民的手里。
省里的领导一开始不愿意收，觉得这老人家一辈子太不容易了，这钱还是留给子女吧。可饶思诚的子女们也是硬气，坚决执行父亲的遗愿，说这是父亲最后的心愿，必须完成。
最后，这笔钱被转到了家乡，用来办学校。
当这笔钱变成了一张张课桌椅，变成了孩子们手里的一本本新书的时候，那些曾经嘲笑饶思诚“傻”的人，终于闭上了嘴。
他们终于明白了，这老头子不是傻，他是把心都掏给了这片土地，掏给了这些孩子。

一九五八年的那个秋天，抚州的乡间学校里，书声琅琅。那声音，像是对饶思诚最好的祭奠。
而那些曾经在官场上捞得盆满钵满，家里金山银山，最后却落得个身败名裂、被人戳脊梁骨的贪官们，若是泉下有知，看到饶思诚这四千块钱的去处，不知会作何感想？
有人活着，为了钱财算计了一辈子，死后留下的只有骂名；有人走了，两手空空，却在老百姓的心里，立起了一座看不见的丰碑。
这四千块钱，不仅仅是钱，它是一面镜子。
它照出了那个时代的纯粹，也照出了某些人皮袍下藏着的那个“小”字。
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谁轻谁重，这一称，全出来了。
这世上，有些东西，比金子还贵，比命还硬。
那是骨气，是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