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毛主席上庐山给管理局局长卢绍明，送字“庐山王”

1934年冬夜，陕南山谷白雪铺地，一支由红二十五军组成的小部队正悄悄转移。队伍中有个十九岁的政工干部，背挎布包，脚步坚决，他叫卢绍明。彼时无人料到，二十七年后，他会在庐山收到毛主席亲笔写下的“三字墨宝”，为此百感交集。

卢绍明1915年生于武汉长江岸边。童年随父母在码头搬运间耳濡目染工人运动，十二岁起便给地下党送情报，年少却胆大。黄麻起义爆发，他冲在前面；长征开始，他又背着轻机枪跟随部队一路北上，到达陕北时已是团政工主任。枪林弹雨里炼出的少年壮志，为他日后在新中国的治理岗位垫下厚实根基。

1949年后，他调至中南，先在孝感军分区，后被任命为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兼局长。这个职位并非显赫，却至关重要——庐山脚下的山林、别墅、庙宇、航站和数以万计的居民，都归他一人统筹。山路险，游客多，外事接待也多，忙得不可开交，但老红军干起事来眼里从无推脱。

提到庐山，多数人想到云海、瀑布，其实更浓重的是历史。早在清末，李鸿章就在山上修养；民国时，南京政府把这里定为“夏都”，蒋介石用“美庐”别墅遥控中原大战，也在此发号施令围剿中央苏区。于是，解放后中央决定接管庐山，交给熟悉军政工作的干部管理，卢绍明就这样走马上任。

1959年7月1日，建国十周年前夕，毛主席第一次登临此山，来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沿着牯岭街到大月山，环顾青峰叠翠，主席一句“飞阁流丹，下界何所有”，让随行人员暗暗称奇。那首被后世称为《七律·登庐山》的诗，同年八月在人民日报发表。很少人知晓，定稿前两句改动极大，主席原本写到陶潜不肯做官，表达的并非简单褒扬，而是感慨人生选择——后来秘书慎重提议才稍作调整。

1961年7月，中央再次把重要会议地点放在庐山。此时的毛主席六十八岁，精神比两年前更为矍铄。抵山第二天，晨雾飘散，松涛作响，主席沿锦绣谷信步而行。讲解任务自然落到卢绍明身上，他熟读庐山志，又对抗战史烂熟于心，讲到当年周恩来在“美庐”与蒋介石谈判时，主席微微颔首，眼神深远。

午后，阳光穿过老松，洒在别墅的白墙上。毛主席铺好一张四尺对开宣纸，忽然招手：“绍明同志过来。”卢绍明赶紧上前。主席略一思忖，运笔如飞，不到半分钟，三个大字“庐山王”跃然纸上，笔力苍劲、飞白处如剑。主席递过墨迹未干的作品，语气平和：“送你，留个念想。” 卢绍明一时语塞，仅回了句：“太突然了，感谢主席厚爱！”短短一句，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喜悦之后，是谨慎。他清楚“王”字分量太重，自己不过一介地方干部，无论战功与职位都担不起如此荣耀。若悬挂墙上，只怕招人误解；若据为私有，更失党纪原则。思前想后，他将字卷好，呈交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叮嘱妥善保管，“日后再看如何处置”。字画从此归档中央文库，今天仍完好保存。

庐山会议闭幕时，卢绍明仍想给管理局留一笔精神财富，于是趁主席散步结束向他请求：“我们想请您为庐山管理局写句题词。”主席点头应允。次日晚，工作人员送来毛主席的新作——长诗《庐山谣》，全文气象宽阔，既写景，又寓情，落款旁还附了封信。信封上，主席把“卢绍明”误写成了“庐绍明”。因敬重领袖，也因自己早与这座山结下不解之缘，他遂向江西省委申请改姓，获准后从此以“庐”为姓，外人戏称他“与山同名”。

从1962年到1978年，庐绍明在庐山和司法系统两头往返，先后主持林区整顿、文保、对外接待等十多项要务。林海中抓盗伐，古迹前立公约，山洪暴发时亲自上堤指挥，脾气倔却一口湖北腔的嘶吼常被老百姓当作“山钟”。离休前，他任司法部办公厅副主任，享受副部级待遇，仍习惯每天五点起床在北海公园打拳。

2013年8月30日，庐绍明悄然离世，享年九十九。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的后人送来一枚旧铜号角，那是长征路上他随身携带的信号号角，也是命悬一线时的“救命哨”。老兵生前叮嘱：不必厚葬，不必繁礼，留下号角便好，让后人记得曾有一代人“听得见脚下的河，望得见天上的旗”。

至今，武汉黄鹤楼纪念馆内仍陈列着一幅拓片，上书“庐山王”。旁边标注：一九六一年夏，毛泽东赠庐绍明。很多参观者好奇，为何收字者没把原件带走？值班讲解员常给出答案——那位老人把个人荣誉放在国家檔案馆，把真实姓名留在青山云海。纸墨会老，用字垂名的，是对山河最简练、也最有力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