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冬夜,陕南山谷白雪铺地,一支由红二十五军组成的小部队正悄悄转移。队伍中有个十九岁的政工干部,背挎布包,脚步坚决,他叫卢绍明。彼时无人料到,二十七年后,他会在庐山收到毛主席亲笔写下的“三字墨宝”,为此百感交集。
卢绍明1915年生于武汉长江岸边。童年随父母在码头搬运间耳濡目染工人运动,十二岁起便给地下党送情报,年少却胆大。黄麻起义爆发,他冲在前面;长征开始,他又背着轻机枪跟随部队一路北上,到达陕北时已是团政工主任。枪林弹雨里炼出的少年壮志,为他日后在新中国的治理岗位垫下厚实根基。
1949年后,他调至中南,先在孝感军分区,后被任命为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兼局长。这个职位并非显赫,却至关重要——庐山脚下的山林、别墅、庙宇、航站和数以万计的居民,都归他一人统筹。山路险,游客多,外事接待也多,忙得不可开交,但老红军干起事来眼里从无推脱。
提到庐山,多数人想到云海、瀑布,其实更浓重的是历史。早在清末,李鸿章就在山上修养;民国时,南京政府把这里定为“夏都”,蒋介石用“美庐”别墅遥控中原大战,也在此发号施令围剿中央苏区。于是,解放后中央决定接管庐山,交给熟悉军政工作的干部管理,卢绍明就这样走马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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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1日,建国十周年前夕,毛主席第一次登临此山,来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沿着牯岭街到大月山,环顾青峰叠翠,主席一句“飞阁流丹,下界何所有”,让随行人员暗暗称奇。那首被后世称为《七律·登庐山》的诗,同年八月在人民日报发表。很少人知晓,定稿前两句改动极大,主席原本写到陶潜不肯做官,表达的并非简单褒扬,而是感慨人生选择——后来秘书慎重提议才稍作调整。
1961年7月,中央再次把重要会议地点放在庐山。此时的毛主席六十八岁,精神比两年前更为矍铄。抵山第二天,晨雾飘散,松涛作响,主席沿锦绣谷信步而行。讲解任务自然落到卢绍明身上,他熟读庐山志,又对抗战史烂熟于心,讲到当年周恩来在“美庐”与蒋介石谈判时,主席微微颔首,眼神深远。
午后,阳光穿过老松,洒在别墅的白墙上。毛主席铺好一张四尺对开宣纸,忽然招手:“绍明同志过来。”卢绍明赶紧上前。主席略一思忖,运笔如飞,不到半分钟,三个大字“庐山王”跃然纸上,笔力苍劲、飞白处如剑。主席递过墨迹未干的作品,语气平和:“送你,留个念想。” 卢绍明一时语塞,仅回了句:“太突然了,感谢主席厚爱!”短短一句,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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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悦之后,是谨慎。他清楚“王”字分量太重,自己不过一介地方干部,无论战功与职位都担不起如此荣耀。若悬挂墙上,只怕招人误解;若据为私有,更失党纪原则。思前想后,他将字卷好,呈交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叮嘱妥善保管,“日后再看如何处置”。字画从此归档中央文库,今天仍完好保存。
庐山会议闭幕时,卢绍明仍想给管理局留一笔精神财富,于是趁主席散步结束向他请求:“我们想请您为庐山管理局写句题词。”主席点头应允。次日晚,工作人员送来毛主席的新作——长诗《庐山谣》,全文气象宽阔,既写景,又寓情,落款旁还附了封信。信封上,主席把“卢绍明”误写成了“庐绍明”。因敬重领袖,也因自己早与这座山结下不解之缘,他遂向江西省委申请改姓,获准后从此以“庐”为姓,外人戏称他“与山同名”。
从1962年到1978年,庐绍明在庐山和司法系统两头往返,先后主持林区整顿、文保、对外接待等十多项要务。林海中抓盗伐,古迹前立公约,山洪暴发时亲自上堤指挥,脾气倔却一口湖北腔的嘶吼常被老百姓当作“山钟”。离休前,他任司法部办公厅副主任,享受副部级待遇,仍习惯每天五点起床在北海公园打拳。
2013年8月30日,庐绍明悄然离世,享年九十九。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的后人送来一枚旧铜号角,那是长征路上他随身携带的信号号角,也是命悬一线时的“救命哨”。老兵生前叮嘱:不必厚葬,不必繁礼,留下号角便好,让后人记得曾有一代人“听得见脚下的河,望得见天上的旗”。
至今,武汉黄鹤楼纪念馆内仍陈列着一幅拓片,上书“庐山王”。旁边标注:一九六一年夏,毛泽东赠庐绍明。很多参观者好奇,为何收字者没把原件带走?值班讲解员常给出答案——那位老人把个人荣誉放在国家檔案馆,把真实姓名留在青山云海。纸墨会老,用字垂名的,是对山河最简练、也最有力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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