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首个跳下狼牙山的勇士，牺牲35年后魂归故里，其亲人今何在？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凌晨，北京珠市口一家招待所的灯还亮着。少年儿童出版社两位年轻编辑连夜商量选题，其中一人突然说：“该给孩子们讲讲狼牙山五壮士。”一句话，开启了一场跨越千里的寻访，也把人们再一次带回三十五年前那个炮火震天的早晨。

手头的素材并不多。旧档案里只有几张发黄的战报、一行潦草的批注，以及三行字：“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七连六班马宝玉等五人，狼牙山玉华台北侧跳崖，壮烈殉国。”姓名最醒目，可他究竟何许人却成谜。为补齐这块空白，两位编辑——李继光、缪永忠——领受任务，先去河北，后转湖南，辗转数千里，只为找到一句可以确认身份的话。

线索由老英雄葛振林提供。那天他刚听到毛主席逝世的噩耗，坐在病房里，一句“宝玉家好像在蔚县”便再难继续。只这一句，却像钉子，把所有人的目光定在太行北麓。蔚县秋风硬，尘土刮得人睁不开眼，李继光俩人挨村敲门，拿着小小的工作证反复解释：“我们找马宝玉，是当年跳崖的那位。”村民略一沉思，总会回答“没听过”，然后摇头转身。三天过去，记录本还是空白，北风越吹越紧，翻书的手指被风吹裂。

有意思的是，突破口并非出现在马姓聚居的大村，而是在西合营镇的客栈。店里老人端着一碗热面，听到他们交谈，慢吞吞插话：“下元皂那边，几十年前有个叫宝玉的当兵走了。”这句话像砂锅开了盖，热气直冲屋顶。第二天一早，两人骑着租来的飞鸽，从镇口一口气蹬到下元皂，车胎咯吱作响，全然顾不上。

村口的大槐树下，老人们七嘴八舌。有人说那孩子读过私塾，有人说他十六岁就能写家信，还有人记得他属羊。正当线索越描越模糊时，一位七旬老太太擦着围裙走来，抬眼就说：“你们找宝玉？他是我弟。”声音沙哑，却分外笃定。李继光愣住，手中的烟都掉在雪地里。老太太叫马宝芝，寡居多年，三个儿子都仍未娶。她说弟弟出门那年自己二十三岁，只记得弟弟扛枪背影，“像一棵直杨树”。

马宝芝带着编辑们去西蔡庄。旋风似的土路上，羊群结成一团。马宝玉的弟弟马宝山正在院里修犁。见生人到来，他抹抹汗，憨厚一笑。李继光下意识端详——中等个头，圆脸，眉梢带着温和。正是葛振林说的那副模样，只是岁月把发丝染白。兄弟相似处，竟无可遮掩。

听完说明后，马宝山反倒安静了：“哥牺牲，家里早断了念想。能留个影就好。”他从箱底摸出一张唯一的合影——褪色得看不清眉眼，只能辨出当兵前的少年身形。图片珍贵，却不足构成出版用的人物肖像。为了让后代得见真容，画师只得将这寥寥线索与老电影中扮演者的神情共冶一炉，描摹出那张后来家喻户晓的脸。

时针拨回到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狼牙山西梁峪，薄雾未散。日军四面合围，枪声杂糅着急促的号子声。七连奉命掩护机关和群众北撤，白天打游击，夜里转移，弹尽粮绝时便把枪机拆下掷入深壑。最紧要的一刻，六班担起殿后。马宝玉望着脚下深不可测的悬崖，回身只说一句：“不能让鬼子抓活的！”话音落，人已纵身。而后的四声闷响接连坠入山谷——他率先跃下，兄弟们紧随其后。其忠其勇，只剩风声作答。

新中国成立后，五壮士的事迹在银幕、连环画、木刻里被一次次重现。人们走进剧场，看见“马宝玉”迎风握拳，却很少有人知道，那副脸出自演员孟庆良的扮相。烈士真正的音容，竟被岁月遮蔽。就凭这一条，李继光他们的奔波便显得格外值得。

资料终于补齐，《狼牙山五壮士》一书在一九七八年元旦前付梓。二十万册铺进全国中小学，很快售罄。印刷厂机器日夜轰鸣，新的加印排期排到春天。读者来信一摞摞寄到出版社，不少老兵在信里说：“我们终于知道马班长的家乡了。”

时间往后推。二〇一七年，狼牙山脚下的雨来得突然。李芳带着文物普查小组回访下元皂，找到马宝玉的侄女马玉香。她在自家院子里经营一个小养殖场，憨厚得像她父亲。提起伯父，她打起精神：“老辈人常说，咱家有功劳。可功劳是伯父的，我们只管把地种好。”听到这话，随行记者忍不住摘下镜头擦了把眼睛。

两年后，狼牙山纪念日。马玉香带着家人攀上玉华台，第一次俯瞰那面曾让先辈坠身的绝壁。山风依旧，松涛如鼓。陪同的老兵低声告诉她：“你伯父落下的那块石头，后来被乡亲们叫作‘宝玉坠’，谁走过都会摸一下，讨个平安。”马玉香抚着青黑色岩壁，轻声应了一句：“哥，你放心。”

这样质朴的告白，没有口号，却足以抵过千言。烈士的姓名刻在纪念碑上，更刻在一个家庭的日常里。如今，马宝玉的后辈分散各地，务农的、从军的、做小生意的，皆以“别给家门抹黑”为守则。英雄或许早已化作山风，但那股“不当俘虏”的脊梁，仍在一代代人心里直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