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教授不要编制了，在打谁的脸？

大家听到过吧？一些高校的法学院里时常飘着一句潜台词：“课上讲得再烂，庭上也能挣回来。”

于是，有些学生常常见到这样的“双料明星”：

——铃声响，他夹着还没归档的案卷冲进教室，PPT几年不换，开场白永远是“我昨天在中院开的那个庭啊”；

——结课当天，微信群秒变“法律咨询群”，红包不收就发语音“咱们同学之间不打官司，要打折”；

——研究生答辩，题目是他正在代理的买卖合同纠纷，连证据清单都来不及脱敏，学生得自己把客户名字涂黑。

铜臭味顺着讲台往上爬，学术就成了遮羞布。学生们私下给这种老师起了统一代号：“包工头”。

徐昕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把“教授”头衔轻轻放下，净身出户，留了句：专职律师，余生请多指教。

没有“保留教授待遇”，没有“特聘研究员”缓冲，也没有“停薪留职”的灰色台阶。

五十多岁的人，一刀把两条船劈成一条独木舟，干脆得让还在玩“踩一字马”的同事们脚底发凉。

这里赶紧需要说明的是，以下对比只是我基于当下一些高校现象的看法，未必就是徐教授本人转岗的真实出发点；他或许只是单纯想专注辩护，也或许另有考量。

但“净身出户”的客观效果，确实把三层对比摆到了聚光灯下——

一层是对“课堂带货派”的当头棒喝。

那些把教案当广告页、把研究生当授薪助理的“包工头”们，最怕的就是被拉平比较：

同样代理大案，有人把庭前备忘录改写成教学案例，有人把客户合同原封不动甩进课堂；

同样兼职，有人用辩护词反证证据法理论，有人用学生作业替自己写法律意见。

徐昕的离场，客观上等于公开宣告：想挣钱可以，别拿讲台当收银台；想带学生，先把案卷放下。

高校里那句“又不耽误上课”的自我安慰，从此多了个活生生的反例——“不好意思，我专职了，也净身了。”

二层是对“行政和稀泥”的响亮耳光。

管理部门最爱用的挡箭牌是“兼职不违法，只要完成教学工作量”。

于是，课时可以压缩成“专题讲座”，考试可以外包给助教，指导可以微信语音六十秒，只要纸面工作量达标，铜臭就被合法漂白。

徐昕干脆把编制交回去，让行政再无借口：

看清楚了，不是兼职逼走学者，是学者不屑与烂规则共舞；别再拿“制度允许”当遮羞布，制度的脸面已经被自己人撕下来踩了两脚。

三层对学生最体面的“保护性离场”。

“教授”身份一旦变成营销标签，学生就成了天然猎物：课堂信任被兑换成案源，学术权威被变现为律师费。

徐昕的净身出户，等于亲手切断这条“师生变现链”：从此他接的每一个案子、收的每一分钱，都与讲台无关；学生再找他，只能以当事人身份谈委托，不再被“师生情”裹挟；课堂少了一个人，却少了整条铜臭生产线。

这不是清高，而是最基本的职业伦理：要么教书，要么挣钱，别在同一间教室里切换币种。

所以，当坊间还在感伤“又少了一位名师”时，不妨把镜头调转——

该感伤的是那群仍在“脚踩两条船”的人：他们看到的不是徐昕的决绝，而是自己的尴尬；他们担心的不是学术损失，而是少了一块“教授律师”的金漆招牌；他们最怕学生私下议论：“连徐昕都嫌脏，你们还要踩多久？”

“净身出户”四个字，听上去像自我流放，实则是对个别法学院铜臭生态的一次精准消毒：把讲台还给教学，把法庭还给律师，把选择还给学生。

下次再遇到在课堂上暗搓搓发名片的“包工头”，学生大可以甩出一句：“不好意思，徐昕老师已经专职了，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