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被低估“江东守业者”一位被《三国演义》遮蔽的顶级战略家

提起三国，人们常言“曹魏谋略、蜀汉忠义、东吴偏安”。可若细究史料，《三国志》陈寿亲评：“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这句盖棺定论，恰是今人重识孙权的关键钥匙。作为三国唯一善终且享国最久（52年）的君主，孙权绝非“坐领江东”的守成之主，而是一位兼具政治远见、军事韧性与制度创造力的罕见治国者。

一、少年继业，以“稳”破局：26岁如何扛起半壁江山？

建安五年（200年），孙策遇刺，临终托孤张昭、周瑜，嘱弟孙权“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彼时孙权年仅19岁，内有诸郡不附、宗室观望（如孙暠欲自立），外有刘表窥伺、黄祖虎踞江夏，曹操更遣使“加九锡”试探虚实。面对危局，他未逞匹夫之勇，而是以三策立基：其一，倚重张昭理政、周瑜统兵，形成文武双核；其二，亲巡丹阳、会稽，拜祭父兄陵寝，收揽民心；其三，果断斩杀不服调遣的庐江太守李术，立威于内。短短六年，江东从“易主之险”转为“铁板一块”，为赤壁之战奠定根基。

二、赤壁之后：拒绝神化，专注现实主义生存逻辑

赤壁之战常被归功于周瑜火攻，但《江表传》明确记载：战前孙权力排众议，“独断而决”，拔刀斫案曰：“孤意已决，即日出兵！”更关键的是战后布局——当刘备借荆州、曹操屯兵襄阳，孙权未盲目扩张，而是北抗曹魏于合肥（六次亲征）、西御刘备于荆州（吕蒙白衣渡江），南平山越、开疆交州。尤其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袭取荆州，表面看是背盟，实则是对“联刘抗曹”战略失效的清醒修正：关羽北伐导致荆襄空虚，而刘备集团已显露吞并东吴野心（《零陵先贤传》载诸葛亮曾言“跨有荆益”）。孙权以最小代价重塑战略平衡，堪称现实主义外交典范。

三、治国之术：被忽视的制度创新者

世人多赞曹操“唯才是举”、刘备“仁德感召”，却少提孙权在制度建设上的开创性：

首创“复客制”与“世袭领兵制”：将战功将士与部曲绑定，既稳定军心，又避免豪强割据，比曹魏“士家制”更富弹性；

建立中国最早“校事府”监察系统：虽被裴松之批为“似锦衣卫”，实则有效遏制江东大族（顾、陆、朱、张）坐大，保障皇权；

推动江南经济质变：大规模屯田（毗陵屯田达十万顷）、兴修水利（破岗渎运河连通秦淮与太湖）、发展海外贸易（黄龙二年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扶南，航迹远至印度洋）。

四、晚年困局：英雄暮年的制度性反思

嘉禾六年（237年）后，孙权渐显刚愎，废太子和、赐死陆逊，表面是权斗，深层却是对“江东政权合法性焦虑”的投射——作为非汉室宗亲，他需以严刑树威，却也埋下二宫之争祸根。然即便晚节有瑕，其治下东吴仍保持“吏不容奸、人怀自厉”的高效治理（《三国志·吴主传》），直至280年亡国，江南人口反增三倍，为六朝衣冠南渡埋下伏笔。

重估孙权，就是重审中国政治智慧的多元维度。他未必有曹操的恢弘气魄，亦无刘备的道德感召，却以务实、隐忍、精算，在乱世中为华夏文明保存了至关重要的南方火种。当我们今天赞叹南京“六朝古都”、苏州“人间天堂”时，不应忘记：那个在建业宫灯下批阅奏章至深夜的紫髯君王，早已用五十二载光阴，默默浇筑了江南千年繁荣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