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翻车，莫言莫言

↻ 转自“视觉志”丨作者：鹿

前段时间，作家余华的新书被推上风口浪尖，有读者直言“失望”、“读不下去”。这声音让人恍惚。大众记忆里的余华，是写过诸多经典作品的作家，他的文字，曾击中不止一个时代的读者。

但这次新书问世，似乎没走进一些人的心里。

此次“翻车”之后，此前经常在网上跟余华隔空互动的莫言，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言语。

文学，在流量滚滚、众口难调的时代语境下，变成了复杂的概念。

人们好像很久没有认真地谈过文学了。

地铁里、深夜里，真正被翻开的，往往不是书，而是手机里那些不知从哪里转来的故事。字不多，句子也不讲究，却让人一行一行往下看，看完了，也不急着划走。

这种写作方式正在互联网悄然生长——“老辈子文学”，它的创作者只是把一段感情、一些年岁，原样摊开。写的人没想过“文学”，看的人却突然红了眼睛。

故事并非惊天动地，只是小城、小镇里的相遇、分开、将就、认命。可正因为太普通，才像一面镜子，让人看见自己曾经那么用力地爱过，又那么无声地失去过。

在评论里不乏有人说它“土”，可更多的人却说：“好感动，好真诚。”

一种来自成熟写作体系的作品遇冷，而另一种几乎不自觉的业余书写，却意外地被反复阅读，这种反差本身，或许正说明了当下读者真正渴望的是什么。

在这个连感受都被压缩的时代，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千年故事，终究写的是人心；

万般形式，最后留下的，也不过真情与余温。

在人生后半段，写下前半生

这个冬天，一些文字出现在手机屏幕上。写的是旧事和旧人，句子简单，顺着记忆往前走。它们被称为“老辈子文学”——文字朴素得近乎老派，情感却厚重得让人心头一颤。

有人写朋友。不是传奇般的生死之交，只是人生荒原上偶然相遇、然后并肩走过一段路的同行者。

就像张河清教授记忆里的好友刘一周，是大学食堂里，对方总把菜里仅有的几片肉夹过来，说“你脑子活，得多补补”的那份相让；是清贫岁月中，两人合买一份青菜豆腐，你一口我一口分着吃的那份相濡。

文字里没有一句“我们感情深厚”，却满是生活碾过的辙痕：一盏走廊路灯下共同备考的剪影，一份珍藏多年、写满清贫与珍贵的伙食费旧账。

直到黄土隔开生死，活着的人才骤然明白，朋友的真义，不在辉煌时的簇拥，而在昏暗处无声的托举。

有人写母亲。锅铲、煤油灯、缝补的动作，一样一样写下来，母亲就活在这些细节里。

太原火车站的安大爷，写下母亲“再破的衣服，经她的手，也能拾掇得干干净净”；

贵州山里的祝薪雁阿姨，记得母亲提着竹筒饭走在山路前头的影子，梦里总飘着“芭茅草灰的味”。

这些细节本身并不惊人，真正具有摧毁性力量的，是那种可怕的熟悉感——熟悉到每个读者都能瞬间代入自己的母亲，想起她某一道拿手菜的味道，她某一次送别时欲言又止的神情。

但也正是这份熟悉，裹挟着最锐利的痛楚：因为当我们终于懂得如何描述她时，往往已经失去了叫醒她的机会。这类书写，因此成了一场迟到的、集体性的凝视与忏悔。

还有人写自己。 写那些被冠以“平凡”二字，因而似乎不被允许郑重讲述的一生。

“鸡排哥”在油锅前写。他写日子就像摊上那些鸡柳，炸了一茬又一茬。他伸出手，虎口处新起的油泡，叠在昨天刚结痂的疤上。

许多像他一样的人，半生被推着往前走。生活被压缩成几个词：打工，养家，活着。心里那些皱皱的、软的地方，总是低着头，见不到光。

直到落下第一个字。情绪忽然就松了，像拧开生了锈的龙头。几十年积着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咽下去的沉默，终于找到了去处，汩汩地，流了出来。

这些故事源于无可替代的真实。这种真实，是情感的、经验的、毛孔舒张般的真实。他们在书写时，心中并无“文学”的企图的，只有那个必须对话的具象之人——是黄土下的挚友，是记忆中的母亲，或是终于被自己看见的“我”。

于是，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一场盛大的情感共振。近一个月来，此类平民叙事互动量以千万计，这绝非算法可以简单催化的热闹。

在张河清的评论区里，网友续写“二十岁时，一周在下铺，我在上铺，我们聊着未来；五十岁时，一周在地下，我在地上，我们却聊着过去”。

在安大爷的文章下，无数人写下自己未能说出口的思念。文本在无数陌生人的泪水中获得新生，每一次转发与评论，都是一次庄严的确认：你的感受，我懂。

从前，人们总觉得，一本好书就该像一块厚重的砖，要费些力气才搬得动。可如今，有人从田埂上、从灶台边、从流水线旁，写下几行字。字是朴素的，事是家常的，却像田里漫上来的水，悄无声息地湿了一大片。

原来，最深的水，往往最静。最真的话，常常没什么修饰。人读着读着，眼睛就红了，不为别的，只因在里面，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影子。

当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身份，写下相似的情绪，被同样认真地读完时，文字已是文学，故事也找到了归处。

普通人的故事，被万千人阅读

倘若时间倒流十年，我们很难想象，一篇让千万人泪崩的故事，其诞生地不是文学杂志的编辑部，而是在短视频上；一篇被赞为“媲美朱自清”的《我的母亲》，其创作现场不是书房，而是太原火车站，酷晒炎热的劳务市场。

文字换了住处。它从精装的书本与宏大的史诗中出走，栖身于一段音频、一篇长文、一次直播，甚至一条短视频的评论区里。

从前的写作，多半发生在安静的地方。窗外隔着尘世，灯下的人慢慢想。如今，动人的故事却常常出现在生活最无遮拦的时刻。

张河清教授那篇获得超千万共鸣的《悼友文》，是他站在湖南邵阳后坡的黄土堆前，心有所感，心有所思，心有所念。

挚友刘一周长眠于此，冰冷的屏幕映照着他滚烫的回忆，网络信号将这份跨越生死的思念，瞬间传递到无数陌生人的心头。

刘一周（左）张河清（右）

同样，六十六岁的安大爷写母亲，是在等零工的间隙。午休时，面馆里很安静，他坐在角落，低头写字。

手粗，纸薄，字慢。

文学的载体从远离生活的书本，变成了紧贴生活的手机；场景从封闭的书房，转移到了喧嚣的车站、寂静的坟前、油烟袅袅的炸鸡摊旁。

随之而来的，是“作者”身份的消解与重构。

在旧秩序中，“作家”是一个需要资质认证的头衔。但在新生态里，任何一个拥有真情实感与表达冲动的普通人，都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一篇“现象级文本”的创作者——

写下《黔山的回忆》的贵州阿姨祝薪雁，记录与父亲王全点滴的王仁宇，怀念挚友“迅哥”的少年阿春……

他们从未受过专业的叙事训练。他们的工具不是娴熟的技巧，而是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与不能遗忘之爱。

史铁生（前左二）余华（右二）

安大爷的文字，被网友评价为“与莫言、余华、史铁生一个年龄的人”的笔触，这并非谬赞，而是道出了一个真相：当情感足够浓烈与真诚，它会自动寻找并生成属于自己的、朴素而有力的语法。

文学的专业壁垒，正在被生命的本真力量所洞穿。

更深刻的变化，出现在文字被读完之后。

在传统模式中，读者是故事的终点。而在今天，尤其是在社交平台的评论区里，读者成为了故事的第二作者。

张河清教授的悼文下，那条获得高赞的评论——“二十岁时，一周在下铺，我在上铺，我们聊着未来；五十岁时，一周在地下，我在地上，我们却聊着过去”——以惊人的诗意与对仗，完成了对原文的升华与续写。

在阿春怀念迅哥的长文下，网友们自发地分享自己失去的朋友，或从迅哥的角度写下给阿春的回信——

在这里，文本不再是封闭的完整体，而是一个开放的情感场域。 每一次点赞、每一条走心的评论，都是在为这个共同的情感建筑添砖加瓦。文学的完成，从个人的书房，移到了万众共筑、灯火通明的“数字广场”。

那么，这是文学的矮化吗？

恰恰相反，这可能是文学的一次伟大“归真”。当故事不必背负成为经典的沉重包袱，它反而能轻盈地飞入寻常百姓家，去完成文学最古老的使命：沟通心灵，确认存在。

一篇《我的母亲》，让数百万人在不同时空里，同时思念起自己生命中那个“端得起沉铁锅”的瘦小身影；一篇《悼友文》，让“友谊”这个宏大的词汇，具象为食堂里分食的几片菜、离别时赠送的一本旧账。

因此，文学的载体之变，绝非简单的技术迭代，它让讲述的权利，从殿堂回归旷野。就像最好的故事，未必在远方和云端，它可能就在你隔壁的炸鸡摊，在你父亲沉默的背影里，在你与好友最后一次寻常的闲聊中。

当每个人的人生都有机会被书写、被倾听、被珍重地放入时代的记忆之中时，文学便完成了它最温柔的使命——它让我们相信，在这纷繁的人世间，没有一种真挚的情感会彻底沉默，没有一段认真活过的人生，会是微不足道的。

当越来越多普通人开始用文字确认自己或他人的存在，当越来越多读者愿意为这些故事停下手指，文学就已经完成了一次迁移——

它从书里走出来，站到了人群中。

说出你的故事

在追求流量的时代，一种悖论日益清晰：在许多职业创作者深陷数据焦虑与风格桎梏时，那些最撕裂人心、最绵长深情的叙事，却频频来自毫无专业背景的普通人。

他们的故事之所以能穿透屏幕，直抵亿万人的心房，或许正是因为他们写作时，心中没有“读者”，只有那个必须对话的人；没有“文学”，只有那段必须安放的人生。

从少年阿春对挚友迅哥的泣血追忆，到体育生王仁宇笔下“比山高的爸爸”，再到清华学子鄢开耀对父亲鄢水平的重新理解，以及王福生在生前写好准备寄给翠青的信......

这些故事，最好还是让它们自己说话。

有些书写，是为了给突然的沉默一个回响。

高中生阿春，用手机备忘录记下了与好友迅哥相处的837天。

他写迅哥“长得黑黑的，瘦瘦高高的，倒霉了一辈子”，写他们一起打游戏、传纸条，写自己为迅哥17岁生日在校园广播点歌。

文字平淡得像白开水，记录着最寻常的青春。直到那句“谁也没想到，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闲聊”出现，所有温暖的铺垫瞬间化为冰冷的刀刃。

迅哥在18岁前猝然离世。

阿春在整理遗物时，在迅哥的小说笔记本里，发现了一张银行卡，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小字：“阿春缺钱的时候可以用到。”

那个“倒霉了一辈子”的男孩，把他能想到的最稳妥的未来，留给了自己的朋友。阿春蹲在教室角落，哭到喘不过气。

而他的文字，让359万陌生人与他一起哽咽。评论区里，有人说：“春汛将来，却没了迅，只剩春。”

有些书写，是为了触碰那些从未说出口的爱。

王仁宇，一个从中专一路考进北京体育大学的年轻人，他的作文里没有励志逆袭的豪言。

他写的是父亲王全——写父亲如何用脊背为他扛起求学路，写父亲平凡甚至有些卑微的一生。

王仁宇和已故父亲王全

最痛彻心扉的一笔，出现在他成功之后：“我那比山高的爸爸，就成了这么一个小土堆，再也不用跟他比个头了，我把头埋在地上，他都没有我高了。”

原来，父爱可以用“高度”来丈量。而失去，就是曾经的山峦化为平地的过程。

另一个年轻人鄢（yān）开耀，保送清华后，写了一篇长文给已经离世的父亲鄢水平。

他开头略带调侃：“我爸叫鄢水平，用我妈的话讲，他这辈子混得挺没水平的。”

可通篇读完，是父亲沉默的付出与托举。文章结尾，他郑重地写下：“鄢水平，其实你当爸爸很有水平。”

这场迟来的理解与“平反”，是文字对亲情最深沉的救赎。

有些书写，本身就是一场持续一生的浪漫对话。

在网络上，一封名为“王福生写给刘翠青”的信悄然流传。

它是一封从天国寄往人间的信，开头便是：“翠青，五十年前遇到你的时候，你说我走错了山，找错了村子。我觉得你说得不对，那座山是我这辈子去过的最对的地方。”

没有一句直白的“爱”，但所有的爱都藏在那座“最对的山”里。

在信的后半部分，面对生命终将逝去的自然规律，福生叔写出了中国人最含蓄、也最磅礴的浪漫：“如果每一年你都能看到花开，那就代表着我回来看你了。花开一朵，花开一次，就是我回来一次。”

在这里，死亡不再是永别，而是融入四季轮回的承诺。

一位网友的评论道破了千万人的共鸣：“我们一生寻找的，不过就是能读懂自己隐喻的人。”

这封信的动人，正在于它预设的读者，天地间只有翠青一人。

而有些书写，要等到写作者自己长大了，才懂得那里面藏了多深的东西。

中学生龙睿熙的短文《藏在罐子里的爱》，写的看似是一只罐子，其实是奶奶对他的爱。

童年的乡下，酷热的午后，他总是踮着脚去够橱柜上那个神秘的罐子。奶奶看见了，就会在围裙上擦干手，走过来，用勺子舀一点里面的白色颗粒，喂到他嘴里。

“入口时这种甜蜜的味道不断地冲击着我的大脑。”他写道。于是，每天这一勺“糖”，成了他和奶奶之间心照不宣的甜蜜仪式。

“奶奶明明没有吃，却也和我一样开心。”

“幸福从罐子里跑了出来，弥漫了整个屋子。”

后来他进城读书，在自家厨房看到一个相似的罐子。他欣喜地舀起一勺，放进嘴里——“可是传到嘴里的却是一股苦味，这时我才明白什么是糖，什么又是盐。”

原来，那些冲击大脑的、关于爱的全部甜蜜记忆，其真实的滋味，竟是咸的。那个从不说破的、温柔的骗局，在时间那头静静闪光。

后来他写道奶奶的离世：“只是一层薄薄的土，人与人就再难相见了。”

原来，有些人对“失去”的理解，并不是在葬礼上完成的。而是在多年以后，一个人站在厨房里，突然尝出味道不对的时候。

更多的书写，是普通人对自己一生的首次凝视。

在太原火车站凌晨四点的寒风中，等活的安大爷写下：“我已经当了爸爸，又当了爷爷，但我已经三十多年没叫过妈妈了。”

他写母亲能端起死沉的大铁锅，写坟头的草青了又黄。

在贵州大山里长大的祝薪雁阿姨，写下童年的记忆：“日子就这么挨着，像崖壁上的老藤，根扎在石缝里……把苦日子里的暖，缠成了扯不断的藤。”

写这些文字的人，有教授，有学生，有打工者，也有摊贩。他们坐在不同的地方，写下各自记得的事。当一个人被足够浓烈的情感或记忆所充满时，表达就会像呼吸一样自然发生，并自带无法模仿的节奏与力量。

这些人不焦虑流量，因为他们的倾诉对象如此具体——是黄土下的挚友，是记忆中的母亲，是未来得及告别的少年，是沉默一生的父亲，是青梅竹马的眷侣。

他们也不浮躁，因为他们的写作源于生命内部非喷发不可的压力，而非外部飘忽不定的风声。

这种状态，恰恰是现在很多创作里最少见的东西。当写作总是被打分、被比较，当创作者频繁露面、被关注、被期待，人就很难再慢下来，只安安静静地写给自己。

可真正重要的写作，往往正需要这种状态——可以写废话，可以反复修改，可以停下来想很久，哪怕没有人看，也能继续写下去。

只是到了今天，这样的空间，正在变得越来越少。

于是我们看到一种微妙的反转：越是被期待“输出”的人，越容易在写作中失去重量；越是不被指望写作的人，反而写出了无法替代的故事。

情感需要时间沉淀，而不是即时反应。

我们的时代，究竟需要怎样的文学？

答案或许就藏在阿春泪痕未干的手机备忘录里，藏在王仁宇笔下那个“比山高”的小土堆旁，藏在王福生寄往轮回的、关于花开的承诺里。

我们无需否定文学殿堂的宏伟，但必须承认旷野的丰饶。真正值得尊重的文学，从来不是某种特定的文体或载体，而是一种能唤醒千万颗心灵同频共振的真诚表达。

它可以是一部长篇巨著，也可以是一段只有几行的留言；可以出自文学巨匠之手，也可以来自一位在寒风中想起母亲的劳工。

眼下，新年的薄雪正落在邵阳后坡的新土上。

碑前的手机屏幕还亮着，一行刚敲下的字映着天光。水泥袋压着的稿纸被风翻到“母亲补衣裳”那页，皱痕深深浅浅。炸鸡摊的油锅冷了，男人的手悬在半空，新起的油泡亮晶晶地叠在旧痂上。

还有黄土下的约定、煤油灯烘暖的童年、掌心里开出的茧花……

它们在人心里长成一片旷野。旷野上没有殿堂，只有赶路的人，在歇脚时把自己的那一小片月光，轻轻落在石头上。

雪继续下着。

落在未发送的对话框里，落在车站等活人的肩头，落在所有欲言又止的刹那。

玻璃晴朗，橘子辉煌，人间的故事，该翻开新的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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