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发生以后，周总理点名汪东兴：你万万不可离开中南海！

1971年9月14日凌晨三点，中南海怀仁堂外的路灯仍亮得刺眼。电话铃声在总理办公室骤然响起，周恩来拿起听筒，只说了五个字：“立刻叫汪来。”短短一句，却把现场气氛推到极致的紧张。

汪东兴赶到时，身上的作训服还沾着露水。周恩来沉声交代：“危险远没过去，你必须贴身守在主席身边，一步都不能离开中南海。”汪东兴点头答“是”，声音极轻，却掷地有声。简单几句对话，成为九一三事件后中央最高层的第一道安全防线。

周恩来如此倚重汪东兴，并非偶然。回溯十一年前，1960年冬季，汪东兴正在江西主持省计划会议。毛泽东一句“速回北京”，他当天深夜即登上北上的火车。那次，他奉命在机关内部发起“小整风”，专查违规收礼和不正之风。任务完成得干净利落，毛泽东批示“可信可用”。自此，毛泽东、周恩来遇到安全要事，第一反应往往就是：找汪东兴。

汪东兴的警卫生涯始于北平和平解放前夕。1949年3月25日，中央领导人乘列车由西柏坡进城时，他带一队战士在最前方探路。北平城内潜伏特务上万，暗杀威胁随处可见，他硬是把路线查到每条排水沟。市区戒严哨位，连站岗时间都精确到分钟。那一次，没有一颗子弹走火，没有一个陌生面孔混进警戒圈。

12月，毛泽东赴莫斯科为斯大林七十寿辰祝寿。从北京到满洲里，沿线桥梁、隧道、车站，汪东兴日夜排查。一名负责铁路信号的老工人回忆：“他连风向都会记在本子上。”抵达莫斯科后，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长达六小时，汪东兴就在隔壁守了整整六个小时，一口水都没喝。会谈结束，警卫员递来面包，他摆摆手：“主席还没休息，我怎么吃得下？”

进入五十年代末，新中国百废待兴，中央领导外出调研频繁。毛泽东乘船南下，乘车北上，无论江南烟雨还是塞外风沙，汪东兴总是最后一个登车，最先一个离车。他熟记主航线之外的备用线路，也随身带着三套紧急联络表。难得有空，他在毛泽东住所的小书房里学习文件，毛泽东笑他“半个秘书”，也提醒“读书要下功夫”。

特殊年代到来，警卫工作复杂度陡增。1967年，邓小平陷入困境，毛泽东口头嘱托：“孩子得有人照顾。”于是，邓家的灯油菜米，都由汪东兴暗中张罗。他没多说一句场面话，只让随员记账：“今后总要交代清楚。”此举后来成为邓小平重返工作岗位时的一笔重要佐证。

再回到1971年。林彪叛逃消息震动全国，空中雷达截获的机号“256”让政治局彻夜不眠。汪东兴把警卫连升级为战备状态，免去了所有请假。警卫处的小伙子记得，他连打盹都戴着耳机监听各路信号。9月15日晚，毛泽东在游泳池畔散步，说道：“东兴啊，敌人怕是要乱来。”汪东兴只回答四个字：“请主席放心。”

危机排除后，毛泽东身体状况开始明显下滑。1976年9月9日凌晨，他在北京逝世。灵车停在中南海西门，汪东兴守在侧门两小时，直到确认一切流程无误才离开。当天，华国锋主持起草悼词，汪东兴通过秘书递上一张字条：“三要三不要请务必列入原文。”那是毛泽东晚年对干部的最后叮嘱。

一个月后，1976年10月6日深夜，东交民巷灯火通明。中央决定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指挥图上，抓捕路线以红笔标出，警卫局行动组负责人仍写着三个字：汪东兴。短短数小时，张春桥、江青等被分别带离寓所，没有惊扰北京城。第二天一早，汪东兴才让司机把自己送回家，跟家人喝了碗稀饭。

1980年，他主动提出“工作到此为止”。离开权力中心后，汪东兴开始补课：马列经典、国学选本、俄语语法，全都翻看。他在日记里写道：“知识储备永远不够用。”有外国出版商愿出高价请他写《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他摆手拒绝：“口述可以，添油加醋不行。”

进入九十年代，老战友聚会，他偶尔聊起当年，更多时间沉默。席间有人揶揄：“当年你手握生杀大权。”汪东兴摇头：“那叫责任，不是权力。”话音不高，却让桌上酒杯碰撞声都弱了几分。

2015年8月21日，汪东兴在北京医院安静离世，享年一百岁。治丧现场并不铺张，遗像旁摆放的是那顶旧军帽。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前来吊唁时，对汪东兴之子说：“我爷爷一辈子信得过的人不多，他算一个。”一句平实的话，道尽两代人之间最朴素的情义。

自1949年随毛泽东进北京起，汪东兴在中南海整整驻守了三十载。他经历开国、风浪、告别，也见证了共和国权力核心的数次惊心动魄。或许正因如此，当九一三骤变的枪声远去，周恩来想也没想就说出那句话——“你万万不可离开中南海”——故事的全部分量，被这句简单吩咐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