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到1976：公知们为何避而不谈郑州会议？因为这会打他们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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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思想中有个极为重要的内容，那便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他始终觉得调查研究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也是决定政策的重要基础，在1958年的那个夏天，河南省成立了全省第一个公社，毛主席的构想也在此地成为现实，可就在那年8月6日前后，他也发现了一些苗头。

早就看出了问题所在

毛主席向来走群众路线，他用言与行为所有干部树立起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传统和作风。

到了建国之后，毛主席每日的公务非常繁忙，而且每次出现在群众当中时都会引发巨大的轰动，他身边的警卫、秘书等工作人员考虑到安全等因素，也不愿让毛主席过多抛头露面。

只要涉及与国家政策推进与发展的大事，毛主席还是像往常一样，要自己去田间地头转转、看看，与当地的农民展开密切的交流；在他的思想中，只有这样才能立足于人民。

1958年8月7日，毛主席来到了向宗寨村考察玉米田，陪在身边的是当地党支部书记赵宪章。

他一连问了赵书记几个问题，包括“犁耙几遍？”、“浇水几次？”、“何时下种？”、“亩产多少？”等等，毛主席早年间本就是从韶山冲走出的，后续的革命时期也亲自参与了很多农业生产活动，他对于土地的力量还是很清晰的。

在回答“计划亩产”这个问题时，赵宪章拍着胸脯表示：“我们计划玉米的亩产为两万斤。”

听到这个天文数字，毛主席摆了摆手，他没有直接批评对方，而是用科学的方法计算了每亩玉米的棵数和重量；其实稍微计算一下，都知道玉米的亩产不可能达到这个数量。

随后，他对身边的众人说了这样一段话：“要把冲天的干劲与科学的态度结合起来，要认真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

这句话中，有个重点词非常值得注意：冲天的干劲。

或许在当时毛主席的思想中，要维护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也就没有用严厉的措辞去批评赵宪章。

离开了玉米地后，毛主席并未离去，而是继续走进了宗寨村。

毛主席此前不知道这个村子，还问道：“这是什么村子？有多少户人？”

当得知该村寨是个具有200多户人的高级农业社后，他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表情，还问赵宪章：“生产规模是大了好还是小了好？”

赵宪章的回答是“当然是大了好”，也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

返程途中，另一位当地基层干部在表决心中谈到“争取保证玉米亩产1500斤，争取2000斤”时，毛主席觉得这个提法还算靠谱，并笑着表示：“拿到手的才算数。”

在这次调研的总结过程中，毛主席还说了“不让提万斤口号”、“不要头脑过热”，但他并没有直接去批评任何人，这些语句在表述的过程中对大家而言顶多算是一种提醒。

根据相关记载，在多地县、村的调研之路中，总体上大家的氛围是极为和谐的，无论农民、地方干部向毛主席说过什么，毛主席总是用幽默的语言予以回复，只是一笑了之。

而且，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的9个月里，毛主席有5个月都在外地走访，他还派遣了很多同志去其他各处走访；比如在1958年10月末到次年2月初，毛主席就走过了石家庄、邯郸、新乡等多地，短暂回京后，他又途经山东、河南、湖南、江西等，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外地度过的，并不在中南海。

大家的信心都很高，作为高层干部，大家也不愿打压农民的积极性。

在告诫干部的过程中，毛主席才语重心长地表示：“现在有了一种偏向，是共产主义要越快越好，但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就提出了两年内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个需要调查一下。”

从这句话来看，毛主席是反对以激进的方式快速实现共产主义的，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是物质建设的过程，同样是精神建设的过程，从实际层面考虑，就不能急于求成。

很快，武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说：“我们现在一穷二白，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要老老实实。”

面对后来全国上下都出现了“拍着胸脯保证”的事情，可以想象毛主席的无奈，他明明什么都清楚，可为了维护大家来之不易的建设热情，还是要鼓励、鞭策，同时轻轻地“敲打”。

想象一下，在当时的背景下，大家都在集中力量发展公有制，可有人却偷偷隐藏了一部分私产，会是多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地方上确实很大，甚至一度呈到了毛主席面前。

毛主席并没有生气，还劝说道：“内部由队的小集体到所有制的大集体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因此，才有了第二次郑州会议。

当时全国的发展背景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共带领全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放眼整个世界都并没有什么学习的经验和例子，也是“摸着石头过河”，需要边走边学边发现。

根据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内容，毛主席则继续关注着全国去落实会议纪要的情况。

此时，毛主席还有过另外一段讲话：“包括我在内，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去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在这里搞了，而且全国也议论纷纷了。”

出现问题并不可怕，要不断结合问题调整政策措施。

对错误的出现，需要批评

两次郑州会议都体现了毛主席对当时出现问题的思考。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主要针对的是“某些理论教条式地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的观点”，作为反对教条式的代表人物，毛主席几十年前都谈到了“实事求是”，若是让错误思想甚嚣尘上，必然是要出现很多问题的。

他在会议期间批评道：“有些干部在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遇到建设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时，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大打折扣了。”

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但在实践的过程中也是需要结合实际去创新的。

他同样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都必须创造新的理论和写出新的著作，光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产生了不少问题，只靠《矛盾论》、《实践论》也是不行的。”

通过马克思主义群众利益观也能看出，该理论的根本宗旨是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

在任何时候，都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无论任何政策的提出，都得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群众要求，凡是忽视了这两条就都行不通了，注定会走向失败。

本意是发展经济没错，可在这条路上，确实会出现那样或这样的问题。

毛主席对群众的关心是全方位的，无论宏观还是微观。

为了能大力推动经济发展，一些劳动群众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很快就造成了过度疲劳的问题，就人民群众睡觉时间的问题都上了第一次郑州会议的讨论。

毛主席说：“要下一个命令，忙时每天都要睡足6个小时，少一个钟头都算没完成任务。”

他又很快补充道：“除了睡觉、工作、吃饭外，还得有点自由的时间，平时要睡够8个钟头。”

正是有了毛主席的最初表态，才有了越来越多人关注到睡眠这个关乎到每位劳动者的问题。

周总理在同年12月表示：“劳动时间要是过长，把人闹得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连续干，群众也受不了。”

这件事也是从细微处充分体现毛主席对人民群众的关心，若是只是在执行长远利益而忽视当前利益，不仅劳民伤财、还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持续推动。

而随后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主席指出“无偿占有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是我们所不许可的。”

他还同样表示，过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对剥削阶级还实行了赎买政策，那么如今又怎么能够无偿占有劳动成果呢？

在人民公社的内部，本就存在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这三级所有制，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很多地方都混淆了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毛主席的看法后来被写进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具体规定了各级的权限范围。

所有制上出现了急于过渡的问题，毛主席也急在心里，他三五次强调不能实行绝对平均主义，这在当时看来，也是极为宝贵的思想财富。

经济学中有个非常朴素的理论：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而毛主席也基于经济理论强调了很多事情，也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肯定了价值规律的客观性与普遍性。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到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都在努力纠正出现的问题，这些是公知们不愿提及的。

在那9个月中，毛主席经常走访各地，了解到了很多情况。

但还有另一个情况是，他所看到的一些情况是各地事先安排好的典型，并不能反映当时的真正情况，而正是这些地方领导干部偷偷安排的情况，反过来又对毛主席造成了决策影响。

当时一个极为明显的特点是，全国上下都在等待着毛主席下达号施令，毛主席走了那么多地方本就辛苦，还得靠着“火眼金睛”去分析是不是地方干部作秀，他纵使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发现所有问题的出现。

可一旦毛主席没有发现问题，那么各地就普遍认为“没有问题”。

两次郑州会议使得全国的情况以后所好转，这也是他为改变这件事做出的巨大努力，不过由于各种各样复杂的历史原因，新的问题还是继续出现了，造成那段历史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并不能只算在谁的身上。

而毛主席站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他深入群众、接受不同意见的精神是值得后世认真学习的，这些思想财富也永远都不会过时。

参考资料

1.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纠“左”述评 吴鸣 熊琛 党史文苑

2.毛泽东河南调研与两次郑州会议纠“左” 河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