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初春,南京书房烛光摇曳】“砾啊,记住,别学我,学门真本事。”陈布雷低声对小儿子说。灯花爆出微响,父子目光交错,仅此一句,气氛已沉重到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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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内战胶着,南京城表面灯火,却人人心惊。陈布雷深知大势已去,他唯一能抓牢的,是让子女避开政治旋涡。两个多月后,他留下厚厚几封家书服药自尽,年仅五十八岁。消息传出,国民党高层一片哗然,文胆陨落,不啻预告末路。
先看看子女的走向。长子陈迟,原本想报中央政治学校。父亲一句“农业救国同样是救国”,生生把他推向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甘肃引进甜菜、研究水土保持,再到康奈尔大学深造,技术路线走得扎实。1949年底,他携家眷赴台,被台湾糖业公司一把抓住当技术骨干。此后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都挂过职务,官阶正厅级,账面光鲜,却始终保持本行,说到底是父亲那句“人贵自立”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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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子陈过,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被派去美国进修。1949年夏天,他做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回到杭州,进入浙江医学院。内科、寄生虫病、老年康复,他样样啃,硬把自己啃成了浙江省卫生厅厅长。文革那段日子不好过,他照样跑医院、拉病人,没半句怨言;技术立身,这招在风浪里最保险。
再往下,三子陈适读同济工科。新中国缺测绘人才,他留在武汉测绘学院,埋头地图、坐标、仪器,一干几十年。四子陈迈学土木,进了上海铁路管理局。两人官职不算耀眼,却都蹚出正轨,父亲遗训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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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特别的是小女儿陈琏。1947年被逮进北平监狱,她死咬不松口,特务抓不到把柄。父亲给蒋介石写“自请重判”的信,看似“忠党”,实为救女。出狱后,陈琏南下浙江待了几个月,随即潜往解放区。建国后,她在共青团中央、华东局宣传部任职,忙的是青年工作和文化教育。忆及父亲,她坦言:“他是旧制度的陪葬者,但也是个对家国有良知的人。”这话不客气,却精准。
小儿子陈砾,北大哲学系毕业。父亲自尽当晚,他抱着遗书站了一夜。天亮即北上解放区,后来进入新华社、《中国日报》,一路升到副部级。有人问他为何转向,他答得直:“父亲不愿我从政,可这世道,躲不开。”短句,干脆。
陈家第二代到此为止,四兄妹各在专业里扎了根,两人正厅,一人副部,一人享受院校高级津贴。按常理,家风算是立住了。可轮到第三代,风向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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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叫我外省人,我台湾长大。”1985年,陈师孟在台北校园演讲,挥手高喊“台独万岁”。他正是陈迟的长子。经济学博士,学历不低,偏偏栽进深绿阵营,开口闭口“独立公投”。国民党元老洪秀柱痛批“叛国分子”,岛内媒体贴他“最激进外省人”标签。哪怕局外人也听得出,这种口号拿捏不住选票,却能捅穿家族老底。
细究起来,问题并非天降。陈迟长期在美、日在台,工作高压、子女教育疏离,政治论调多来自岛内激进社团。家庭饭桌缺了祖辈那句“自立”“守正”,年轻人离现实愈发遥远,喊口号就图一时爽。结果怎样?陈师孟政坛止步,骂名却随处可见,堪称教科书式的反面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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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比较,陈家同辈堂兄妹大多恪守低调。有人搞水利工程,有人搞出版,均未引火上身。唯独陈师孟,把“高知”与“台独”绑在一起,活生生把名门之后玩成众矢之的。“成长环境决定路线”这一条,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回到陈布雷本人,他劝子女远离官场,对政治冷眼旁观,却因时代漩涡折损生命。七十五年过去,他的遗嘱仍像一面镜子:专业立身,慎入权场。子女大抵听进去了,孙辈却有人视而不见。历史的吊诡往往就在这——家风传三代,从不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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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如果陈布雷地下有知,会如何评价后人?答案恐怕复杂。他或许为长子、次子感到欣慰,也可能为长孙的路径深表遗憾。遗憾归遗憾,历史已经给出坐标:两儿子位至正厅仍保持技术本色,长孙却沦为民族罪人。陈氏家训在第二代奏效,在第三代失灵,这种落差,比任何评书都来得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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