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西南行政委员会成立，刘伯承担任主席，九个副主席都是谁？

一九五〇年隆冬的重庆，嘉陵江畔薄雾迷蒙。午夜时分，一辆吉普车驶入中山四路的灯火之间，车门甫一打开，卫士快步迎上去，低声一句：“刘司令，中央来电，关于西南建制的最新指示。”刘伯承接过电报，顺手抹去镜片上的雾气。那一夜，他与几位将领灯下商谈到天明，关乎西南未来的框架，已经在纸上徐徐展开。

西南大区的设立，其实早在一九四九年初夏就有轮廓。彼时第二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正沿湘黔滇渝三线疾进，五十七天突破三千里，消化国民党部队九十余万。战火散去，只剩满城弹痕和百废待举。将领们很快意识到，打下来的土地还必须治理，军政并进，否则胜利难以巩固。

中央的思路很明确——先军政委员会，后行政委员会。于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在一九五〇年二月酝酿，一九五〇年七月敲定架构：刘伯承出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六人分掌副职。军政与地方交错，既要维持治安，也要把减租、土改、接管金融等繁重事务一并扛起。换句话说，当时的西南大区，天天都在打补丁。

一九五二年，全国经济开始进入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预备期。大行政区的“军政”二字显得沉重，替换成“行政委员会”势在必行。中央决定：所有六大区统一改制，由行政委员会继续代表政务院行使区域领导权，却不再直接充当地方终审的“最高政权”。西南方面，刘伯承理所当然地留任主席，而副主席扩充为九席，这份名单今日看来仍熠熠生辉。

先说原有的六人。贺龙，西北雪山草地里闯出的悍将，时年五十一岁，分管公安与体育；邓小平，四十九岁，兼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精力惊人，三天两头往省里出差；熊克武，六十五岁，久经风雨的“老四川王”，负责统战和民族事务；龙云六十五岁，把滇军带出深山，现又为云南筹备经济规划；刘文辉五十四岁，熟悉康藏山川道里，一句话就能召集藏、羌、彝各族头人；王维舟五十八岁，这位自井冈山走来的闽西宿将，镇守川北，主抓民政与退伍安置。

新增三位副主席各有来头。邓锡侯六十二岁，在川中混迹半生，被称“邓汉卿”，性格圆融，负责农业和水利；宋任穷三十九岁，是九人中最年轻的一位，通讯兵出身，对政工业务驾轻就熟，兼任云南省委书记，此次补位主管组织人事；卢汉六十岁，当年的“滇系末代掌门”，脾气火辣，家底厚实，负责轻工业与边贸。

有意思的是，这九人桌边开会时，常常是“解放军老战友”与“曾经的川滇军阀”同坐一席，争论起来毫不客气。一次财经会议上，卢汉坚持让云南先修滇越铁路复线，邓小平摇头：“先控通货，再谈大项目。”旁人都屏息，刘伯承只是把茶杯往桌上一放，“先议财政，后定线路，这会儿散了。”三句话，矛盾即被按下。会后卢汉对秘书低声说：“老刘言少而志坚，这才是治大区的范。”一句话，足见对这位主席的敬服，而这种协调功夫，也正是大行政区所需的黏合剂。

西南行政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一是彻底完成土地改革，二是启动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西南的试点工程。从一九五三年三月到年底，九位副主席分赴数十个州市。熊克武进雅安，龙云到大理，刘文辉翻越康定山口，他们的行程表在重庆大礼堂的木板上排得密密麻麻。值得一提的是，副主席们每到一地，都必须带地方干部面向群众公开答疑。这样做既可稳住人心，也方便中央随时抽查落实情况。

不能忽视的一点：西南行政委员会还承担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探索。凉山彝区、德宏傣区、西藏昌都办事处凡有政策试水，刘伯承都会让王维舟或宋任穷赶赴现场“蹲点”。正因为有这层保障，西南后来在民族政策上较少走弯路。

有人疑惑，为何大区要用到原国民党将领？原因并不复杂。第一，地方脉络需要熟人牵线，熊克武、龙云之流深知县乡士绅的盘根错节；第二，通过安置旧军阀，可以削弱潜在反抗，既示范宽大，也为地方行政节约时间成本。不得不说，这一招既现实又高明。

一九五四年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进入冲刺阶段，中央发出电令：撤销大行政区建制，行政委员会完成历史使命后，工作机构交由国务院各部及西南各省自治区承担。同年十一月一日，西南行政委员会正式撤销，九位副主席分赴新的岗位。贺龙北上体育部，邓小平进京主持中央秘书长工作，熊克武与刘文辉保留政协职务，龙云任国务院委员，王维舟调至兵团农垦总局，邓锡侯、卢汉两位老川滇将领则以高龄担任地方顾问，宋任穷继续扎根云南。

回到那个寒夜，刘伯承伏案写下的草拟方案不过寥寥数页，却在短短一年半的实践中演变为上万名干部的行动指南。西南行政委员会的篇章虽短，却在新中国行政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