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1月5日,夜色笼罩的沈阳北站寒风凛冽。站前广场上,一个背挎黄帆布包、脚步踉跄的年轻士兵抬头望灯牌,他是第一次来沈阳的罗炜彬。信封上只有模糊的“六段”字样,他误认成“六所”,问遍路人仍未觅得归途。三个多小时后,他才找到父母的住处,而此时室内并没有迎接他的车辆或警卫——正是罗舜初将军的“刻意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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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舜初那天听秘书汇报,淡淡回了句:“一个兵,连家都找不到,可咋保卫阵地?”这句话虽然严厉,却是他多年家教的缩影。早在1954年,他就把年仅几岁的罗炜彬从军区机关幼儿园送到街道普通托儿所,让孩子和工人后代同吃同住。周末父子俩挖野菜,罗舜初会指着苦菜根说:“长征时,这东西救过命。”这种教育方式,令家里三个孩子无人敢仗着父亲的军功摆阔。
时间来到1970年7月,16岁的罗炜彬中学毕业。分配表上,他跟姐姐哥哥一样,只写了母亲胡静的名字。班主任认定他是普通职工子弟,于是把他派到沈阳军区工程处所属筑路队当工人。抡大锤、凿花岗岩、推石车,一天十多个小时,60多元工资倒也不算少,可汗水刚干,脚趾便被滚石砸断。请假不到半个月,罗舜初拄着拐杖到工棚前,递给儿子一本《珍宝岛英雄事迹》小册子,语气平静:“腿不能走快,就帮战友烧水,也算干活。”没几天,罗炜彬绑着夹板回到了碎石堆旁。
1971年春季征兵命令下发,罗炜彬心里一阵火热,却始终未向父亲开口。营区值班参谋听他提到参军愿望,和罗家工作人员一合计,干脆走正常流程报了名,体检、政审、水到渠成,所有材料在罗舜初面前才“曝光”。将军闻讯脸色很沉,把几名工作人员叫到办公室,他问:“去了哪?”答曰:国防科委试验靶场,西北戈壁滩,月薪6元。沉默片刻,他点头:“好,好!”外人只听见两声“好”,却知道他在压住满腔情绪。
那片戈壁终年黄沙,冬夜零下二十多度,七级风卷着砂砾打在人脸上像针扎。罗炜彬在那儿度过整整五年,经历火箭弹残骸收集、油库值守、远程导弹靶标架设,日日啃军用干粮饼。1976年父亲病危,部队第一时间电报他返沈探亲。可就在动身前几天,他还接到家书:“身体无大碍,勿念,安心岗位”。信纸字迹熟悉,他信了,直到第二封公文电闪而来——“速回”。赶回沈阳时,父亲已逝三日,太平间里,他跪在遗体前泣不成声,只说了一句:“爸,我到家了。”
回顾罗舜初的战斗履历,1929年参加红军,过草地、上雪山,1955年被授予中将衔,他对自己近乎苛刻,对子女则更甚。组织曾多次提出把罗炜彬调回内地,以便照顾体弱多病的两位老人。电话刚接通,将军就接过话筒:“谢谢,这事不能办。”随后一句解释——“子女属于组织,不是私产”。在那个年代,这番话并非修辞,而是一条原则。
不少战友评价罗舜初“不近人情”,可部队里却把他的家风当教材:干部后代必须经得起艰苦岗位淬火,否则谈不上带兵。罗炜彬在大西北练出的韧劲,后来成了他职场上最大的资本。1980年代,国防科委科研点扩建,他参与指挥建材转运线路改造,效率提升三成;再后来,他转岗装备试验场,成为技术骨干。许多人惊讶他的成长速度,他自己却说:“那几年抡大锤让我懂得用力,也教会我守规矩。”
其实,兵营里常议论一句话:“当兵苦不苦?想想爹娘就不苦。”罗炜彬更习惯换个说法:“当兵再苦,也比没规矩可怕。”这话和父亲的“原则”如出一辙。有意思的是,老战士退休座谈会上,当有人打趣他青春期就吃尽苦头时,他笑着摆手:“那十磅大铁锤砸出的汗水,值钱。”一句轻描淡写,藏着两代人共同的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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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罗舜初的回忆录《高风亮节留人间》在军内印行,其中仅一章提到家庭,提到罗炜彬时只两行字:某年参军,某地任职,表现一般。有人疑惑为何如此吝啬评价,将书翻到后记,才看到一句再三涂改却仍清晰的批注:“谨以此书告诫后人:位高未必无愧,权重更当自律。”这或许是将军对子女最深的叮咛。
今天翻看当年的调令,纸张已经发黄,上面用蓝黑墨水注明:罗炜彬,出生1954年6月,工种:道路施工;去向:国防科委某基地。短短几行字,连同那段不被父亲搭救的青春,完整地镶在时代年轮里。倘若当时他留在机关,或许也能走上一条更平坦的路,但故事就不会如此锋利,也就无法折射出那个年代军人的刚硬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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