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舜初将军之子罗炜彬，从筑路工人到军人，罗舜初听说后不高兴

1976年11月5日，夜色笼罩的沈阳北站寒风凛冽。站前广场上，一个背挎黄帆布包、脚步踉跄的年轻士兵抬头望灯牌，他是第一次来沈阳的罗炜彬。信封上只有模糊的“六段”字样，他误认成“六所”，问遍路人仍未觅得归途。三个多小时后，他才找到父母的住处，而此时室内并没有迎接他的车辆或警卫——正是罗舜初将军的“刻意缺席”。

罗舜初那天听秘书汇报，淡淡回了句：“一个兵，连家都找不到，可咋保卫阵地？”这句话虽然严厉，却是他多年家教的缩影。早在1954年，他就把年仅几岁的罗炜彬从军区机关幼儿园送到街道普通托儿所，让孩子和工人后代同吃同住。周末父子俩挖野菜，罗舜初会指着苦菜根说：“长征时，这东西救过命。”这种教育方式，令家里三个孩子无人敢仗着父亲的军功摆阔。

时间来到1970年7月，16岁的罗炜彬中学毕业。分配表上，他跟姐姐哥哥一样，只写了母亲胡静的名字。班主任认定他是普通职工子弟，于是把他派到沈阳军区工程处所属筑路队当工人。抡大锤、凿花岗岩、推石车，一天十多个小时，60多元工资倒也不算少，可汗水刚干，脚趾便被滚石砸断。请假不到半个月，罗舜初拄着拐杖到工棚前，递给儿子一本《珍宝岛英雄事迹》小册子，语气平静：“腿不能走快，就帮战友烧水，也算干活。”没几天，罗炜彬绑着夹板回到了碎石堆旁。

1971年春季征兵命令下发，罗炜彬心里一阵火热，却始终未向父亲开口。营区值班参谋听他提到参军愿望，和罗家工作人员一合计，干脆走正常流程报了名，体检、政审、水到渠成，所有材料在罗舜初面前才“曝光”。将军闻讯脸色很沉，把几名工作人员叫到办公室，他问：“去了哪？”答曰：国防科委试验靶场，西北戈壁滩，月薪6元。沉默片刻，他点头：“好，好！”外人只听见两声“好”，却知道他在压住满腔情绪。

那片戈壁终年黄沙，冬夜零下二十多度，七级风卷着砂砾打在人脸上像针扎。罗炜彬在那儿度过整整五年，经历火箭弹残骸收集、油库值守、远程导弹靶标架设，日日啃军用干粮饼。1976年父亲病危，部队第一时间电报他返沈探亲。可就在动身前几天，他还接到家书：“身体无大碍，勿念，安心岗位”。信纸字迹熟悉，他信了，直到第二封公文电闪而来——“速回”。赶回沈阳时，父亲已逝三日，太平间里，他跪在遗体前泣不成声，只说了一句：“爸，我到家了。”

回顾罗舜初的战斗履历，1929年参加红军，过草地、上雪山，1955年被授予中将衔，他对自己近乎苛刻，对子女则更甚。组织曾多次提出把罗炜彬调回内地，以便照顾体弱多病的两位老人。电话刚接通，将军就接过话筒：“谢谢，这事不能办。”随后一句解释——“子女属于组织，不是私产”。在那个年代，这番话并非修辞，而是一条原则。

不少战友评价罗舜初“不近人情”，可部队里却把他的家风当教材：干部后代必须经得起艰苦岗位淬火，否则谈不上带兵。罗炜彬在大西北练出的韧劲，后来成了他职场上最大的资本。1980年代，国防科委科研点扩建，他参与指挥建材转运线路改造，效率提升三成；再后来，他转岗装备试验场，成为技术骨干。许多人惊讶他的成长速度，他自己却说：“那几年抡大锤让我懂得用力，也教会我守规矩。”

其实，兵营里常议论一句话：“当兵苦不苦？想想爹娘就不苦。”罗炜彬更习惯换个说法：“当兵再苦，也比没规矩可怕。”这话和父亲的“原则”如出一辙。有意思的是，老战士退休座谈会上，当有人打趣他青春期就吃尽苦头时，他笑着摆手：“那十磅大铁锤砸出的汗水，值钱。”一句轻描淡写，藏着两代人共同的倔强。

1990年代，罗舜初的回忆录《高风亮节留人间》在军内印行，其中仅一章提到家庭，提到罗炜彬时只两行字：某年参军，某地任职，表现一般。有人疑惑为何如此吝啬评价，将书翻到后记，才看到一句再三涂改却仍清晰的批注：“谨以此书告诫后人：位高未必无愧，权重更当自律。”这或许是将军对子女最深的叮咛。

今天翻看当年的调令，纸张已经发黄，上面用蓝黑墨水注明：罗炜彬，出生1954年6月，工种：道路施工；去向：国防科委某基地。短短几行字，连同那段不被父亲搭救的青春，完整地镶在时代年轮里。倘若当时他留在机关，或许也能走上一条更平坦的路，但故事就不会如此锋利，也就无法折射出那个年代军人的刚硬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