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向毛主席求情，希望宽大处理陈璧君，陈：我情愿监狱度余生

1950年初冬的清晨，上海提篮桥监狱门楼上的钟声刚过七点，医务室走廊里响起了缓慢的脚步。陈璧君披着灰色囚衣，呼吸急促，却执意推开医师递来的药瓶。她嘀咕一句：“人各有志，别劝。”一句话，道尽倔强。

这份倔强，不仅牢牢锁住了她的命运，也令远在北京的人为之费神。早在1949年9月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宋庆龄与何香凝在休会茶叙中提出一个“棘手却值得一试”的想法——给陈璧君留一条出路。两位女士转而走向主席会议室，表达同一请求：陈璧君多年旧识，年老多病，若肯认罪悔过，是否可予以宽大处理。几分钟后，毛泽东的回答平实而明确：“写个认罪声明，事实写清，态度端正，可以特赦。”

消息越过数百公里的铁路线，由专人递进监狱。押送干部一边拆封，一边提醒她“机会难得”。然而，陈璧君仅盯着纸张片刻，旋即摇头。她取来毛笔，在回信末尾添上一句刺眼的话：“我夫妇非卖国，蒋介石才卖国，我愿终老牢中。”不必再多劝，信封便被甩回值班桌。

倘若仅凭这封回信，很难理解为何她如此刚硬。时间拨回1891年，她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父亲做橡胶出口生意，家境殷实，母亲则是广东大户人家的千金。富裕、见识兼具，让她十五岁便能进入璧如女校接受新式教育。青春年华里，她遇到孙中山在槟榔屿创办的同盟会分会，革命宣传单与课堂读本一起塞满书桌，政治热情被彻底点燃。

那时的同盟会机关报上署名“精卫”的檄文尖锐犀利，几乎成了她枕边读物。1910年，经分会会长牵线，她如愿在香港见到汪精卫本人。汪身姿修长、口齿伶俐，陈璧君的心思被轻易俘获，自此展开“倒追”。1912年春，两人在上海法租界的圣诞堂举行婚礼，热闹一时。婚后，她把家底和在南洋侨界积攒的关系网全部投向丈夫的政治前程。

孙中山病逝后，汪精卫一度位居国民政府要津，陈璧君显赫非常。然而，蒋介石执掌军政大权后，汪派失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武汉会战失利，汪精卫妄图以“曲线救国”投靠日本。陈璧君不仅没有劝阻，还在“南京国民政府”组建过程中，以“第一夫人”身份活跃其间。她主持慈善表演、接待日本军政要员，更公开发表对重庆政府的攻击性讲话，言辞之绝，超出旁人想象。

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因病去世；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靠山塌了，陈璧君随即在上海被军统逮捕。1946年5月，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上千市民涌至虹口法院围观。法庭上，她穿着黑色旗袍，步伐稳健，与检察官唇枪舌剑。面对“汉奸罪”指控，她一字一句反驳：“我从未背叛大义，是蒋氏背国盟敌。”辩解无效，被判无期徒刑。

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政府将她押解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归口华东军政委员会管理。改造制度刚推出不久，狱方要求写思想汇报，她却写出两万余字《自白书》：篇幅惊人，内容却避重就轻，重点记叙青年时期如何筹款买军火、掩护同志，而对伪政权罪责轻描淡写。批改人无奈批注：“通篇自诩，悔意何在？”

1957年，陈璧君心脏病发作，多次抢救。医生劝导她放下包袱，她仍反复强调“历史会昭雪”。1959年春，她的高血压与大叶性肺炎并发，身体每况愈下。护士一次例行测脉，听见她低声自言自语：“我和精卫共进退，此心未改。”同年6月17日清晨，因心力衰竭逝世，终年六十七岁。

遗体无人认领，最后由儿媳的弟弟草草火化。骨灰先存放广州，后被子女迎走，撒入香港外海。海风卷走灰烬，也卷走关于她的喧嚣。外界评价分歧不止：有人说她从热血女青年蜕变为铁杆汉奸；也有人强调她早年确有革命功绩。可无论如何，在民族危亡关头拥抱侵略者，已经将功过天平彻底倾斜。

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和何香凝当年的求情，在历史长卷里并非稀奇。新政权对战犯的首要要求是认罪与改造，态度决定命运。傅作义、杜聿明的转变皆出于此。陈璧君坚持己见，最终只能在高墙内握着自己的信念慢慢凋零，这结局既源于外部审判，更源于个人选择。

历史没有假设，但人物的抉择常令后人唏嘘。陈璧君从星光熠熠的“革命女杰”，到背负众叛之名的罪囚，其轨迹折射出动荡时代的残酷。至于她拒绝特赦的那封硬气回信，至今仍躺在档案馆的褐色卷宗中，墨迹斑驳，却冷硬如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