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厚甜的豪言能兑现吗？

在当代书坛，洪厚甜先生是一位以楷书为根基、深耕碑帖融合之道的实力派书家。他曾立下“成为继赵孟頫以后楷书第一人”的豪言，这份敢于挑战书法史高峰的魄力，以及数十年如一日在笔墨间的坚守与探索，无疑值得每一位艺术从业者尊重与钦佩。

然而，当我们将这份豪言置于书法史发展脉络与当代艺术生态中审视便会发现，其目标背后暗藏着对楷书发展规律的认知偏差。

在书法早已脱离实用属性、迈入纯艺术探索阶段的今天，这份看似雄心勃勃的追求，实则大概率只能成为自我激励的精神图腾，难以真正照进现实。

要评判这份豪言的可行性，首先需读懂洪厚甜先生的楷书艺术根基与探索路径。作为当代书坛碑帖融合的践行者，洪厚甜的楷书功底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书家王厚祥便评价其“楷书基本功非常好，而且写出了个人的面貌，当代真正的楷书家，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他这样的水平”。

其艺术之路始于唐楷，深耕颜真卿、褚遂良等经典范式，而后上溯秦汉，对《龙门造像》《张猛龙碑》等魏碑精品及《张迁碑》《石门颂》等汉碑经典进行系统研习，最终形成了“以碑为骨、以帖为韵”的独特风格。

这种风格突破了传统楷书“乌黑光亮”的定式，以枯墨、湿墨并用的楷书写法，在章法上采用“乱石铺街”式布局营造跌宕节奏。

字体宽博平正却又以斜肩造势，暗藏欹侧自由的险趣，既保留了《张猛龙碑》的雄强遗风，又融入隶书的古朴与行书的流畅笔意，让静态的楷书产生了动态的呼吸感。

除此之外，他兼擅真行隶篆诸体，行书作品以“粗犷豪放，气势雄强”著称，其笔墨中“拙峻”与“拙逸”的特质，在当代书坛形成了鲜明的个人标识。

不可否认，洪厚甜先生为实现理想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从唐楷的法度锤炼到魏碑的骨力汲取，从帖学的韵致打磨到墨法章法的创新突破，他的每一步探索都扎根于传统经典，又试图在传统框架内开辟新境。

这种对楷书艺术的执着坚守，在当代书坛略显浮躁的氛围中，更显难能可贵。书法艺术的传承本就需要这样兼具敬畏之心与探索勇气的实践者，即便最终未能达成预设目标，其探索过程也为当代楷书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但遗憾的是，艺术理想的实现不仅取决于主观努力，更受时代规律与审美趋势的制约。洪厚甜先生的豪言，本质上是希望复刻赵孟頫乃至唐楷大家的历史地位——不仅在艺术造诣上达到巅峰，更能成为后世学书者遵循的范本。而这种“范本式”大师的诞生，有着深刻的时代必然性，绝非仅凭个人天赋与努力就能复刻。

唐楷与赵楷之所以能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范本，核心在于其契合了特定时代的文化需求与书法发展阶段。

楷书在唐代走向成熟，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大家分别以“险绝”“雄浑”“筋骨”确立了楷书的法度规范，将笔画的长短、结构的疏密、重心的平衡纳入清晰可依的体系，形成了“程式化”的书写范式。

这种严谨规范的风格，恰好适配了唐代大一统王朝的庙堂气象，满足了碑刻、公文、典籍等实用场景的需求——在印刷术尚未普及的时代，规范统一的楷书是文化传承与信息传播的核心载体，其“易学习、可复制”的特质成为刚需。

而赵孟頫能在唐楷之后跻身楷书四大家，同样离不开时代加持。宋元之际，行书、草书盛行，楷书式微，赵孟頫以“复古为革新”，力追“二王”气韵，将晋人书法的灵动融入楷书，形成了圆润秀雅、简洁流畅的风格。既保留了楷书的规整性，又降低了学习门槛，让楷书在实用场景中得以延续传承。

更重要的是，他以“书画同源”理念，将绘画笔墨情趣融入楷书，让作品兼具审美价值与实用功能，完美契合了当时文人阶层的文化诉求与书写需求。

可见，唐楷与赵楷的“范本地位”，是主观艺术造诣与客观时代需求双向契合的结果。它们的严谨规范并非单纯的艺术追求，而是服务于实用性的必然选择；其可总结、可学习的规律，本质上是为了满足文化传播与群体书写的需求。

而当代书法的生态，早已与唐、宋、元时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随着电脑打字、印刷技术的普及，书法彻底脱离了日常实用场景，迈入了纯艺术的发展阶段。这种转型直接导致楷书的“范本价值”丧失了存在的土壤，也颠覆了传统楷书的审美逻辑。

在纯艺术语境下，书法的核心追求已从“规范统一”转向“个性表达与多元创新”。当代书坛不再需要统一的书写范式，反而鼓励书家在传统根基上突破桎梏，形成独特的艺术语言。

展览机制的主导更让书法作品追求视觉冲击力与艺术张力，那些过于严谨、规范的唐楷风格作品，因缺乏个性表达与视觉新意，往往难以在当代书展中脱颖而出，也难以契合当代人的审美诉求。

这种趋势并非对传统的背离，而是艺术发展的必然——当书法不再承担实用功能，其艺术价值便只能通过个性化、差异化的表达来彰显。

因此，即便未来有书家在楷书造诣上达到极高水准，也不可能再成为唐楷、赵楷那样的“全民范本”，因为时代已不再需要这样的范本，书坛也不再追求统一的书写标准。

近现代楷书发展的轨迹，也印证了这一规律。在数百年的发展中，近现代楷书虽不乏巅峰之作，但能留名书史者凤毛麟角，仅于右任、崔寒柏二人可称标杆，而这两位大家的作品，恰恰证明了“范本式楷书”在当代的不可行性。

于右任先生以魏碑为本，融合行草与隶书笔意，创造出大气浑厚、庄严开阔的楷书风格，其作品兼具骨力与气韵，学之者众多，堪称一代宗师。

但他的楷书个性极强，笔法中的雄强之气与结构中的跌宕变化，难以被总结为统一规律供后人复制学习，绝非入门者可轻易效仿的范本。

崔寒柏先生作为当代楷书的代表性人物，其艺术探索更能反映当代楷书的发展方向。其楷书作品既保留欧阳询的峻拔、颜真卿的浑厚，又融入魏碑的爽利与篆隶的迟涩，墨色层次丰富，结构在规整中暗藏灵动。

但即便如此，崔寒柏先生的楷书也因个性过于鲜明、艺术表达过于极致，难以成为通用范本。他提出的“随意赋形”理念，主张字形随书写动态自然生成，打破了传统楷书的预设规范，其作品中的笔画变化、结构欹侧，都是个人艺术理解的自然流露，而非可复制的程式化技巧。

正如业界评价所言，他的作品是“笔笔有来历，字字有变化”，这种变化性与个性化，正是当代艺术的核心特质，却与“范本”所需的规范性、统一性背道而驰。

相较于这两位大家，洪厚甜先生的楷书探索仍有不小差距。尽管他在碑帖融合与墨法创新上形成了个人风格，但这种风格尚未达到于右任的雄浑气象与崔寒柏的精妙融合，其作品在个性表达与艺术张力上，仍处于传统框架内的微调，未能实现突破性的艺术超越。

更关键的是，他的追求方向与当代书法主流趋势存在偏差——若执着于打造“可成为后世范本的楷书”，本质上是在逆当代艺术多元化、个性化的潮流而行，越是坚守“规范、统一”的范本逻辑，便越难融入当代书法的发展脉络，最终可能与“成为楷书第一人”的目标渐行渐远。

当然，我们并非否定洪厚甜先生豪言的价值。这份誓言背后的理想主义与执着精神，是推动艺术进步的重要动力。

书法史的发展本就是无数实践者不断试错、不断探索的过程，即便最终未能达成预设目标，其探索也会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经验。

或许，洪厚甜先生若能调整方向，跳出“范本式大师”的认知局限，在现有碑帖融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个性表达，深耕纯艺术语境下的楷书创新，反而可能在当代书坛留下更深刻的印记。

书法艺术的魅力，在于其随时代而变的生命力。唐楷的法度、赵楷的气韵，都是特定时代的艺术结晶，无法被复刻与超越。当代楷书的价值，不在于重现过去的辉煌，而在于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

洪厚甜先生的豪言，是对传统高峰的敬畏与挑战，这份勇气值得钦佩，但艺术的规律与时代的趋势，终究难以违背。

这份豪言或许终将成为一份悲壮而珍贵的自我激励，提醒着每一位艺术从业者：坚守理想固然重要，但唯有顺应规律、契合时代，才能让艺术之花在时光中绽放持久的光彩。